《我在台湾四十年》2.一个女人四十余年的坚守(6)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他回来以后才知道的,因此,他的声音里我能分辨出几丝愧疚,几丝心疼,几丝无奈。老伴回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密老家,一开始也遭到了一些非难。

先是因为她有一个生死未明的丈夫,在解放前夕失踪,因此,屡屡有人要她交代清楚。

后来又因为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她的口粮和地都成了问题。

那时候,老伴一个人住在自家那四面透风的老屋里,村里没有地分给她,她就自己上山开荒种粮食,每天起早贪黑地打点口粮。

生活上的累对特别能吃苦的她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感情上的煎熬却让她很快地苍老了。

那时对我的思念也许渐渐淡漠,但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弟弟家的四个孩子。

她回乡下不久,弟弟最小的儿子便哭着找来了。因为从小跟着她长大,我那个小侄子把大娘当成了他的亲娘。

那时,他还在读小学,从青岛到高密将近100公里,他总是骑着个破自行车来回地跑。

每次到大娘家他就不想走,可星期一早晨,再哭再闹,老伴也要把他送出村子,让他回去好好上学。

每次走他哭,老伴也哭,那段时间,那孩子也成了老伴惟一的感情寄托。有点好吃的老伴总是不舍得吃,给孩子留起来。

而孩子每次回来都想着给大娘带点好的,尽管那会儿都困难,可哪怕一个苹果他们娘俩都要分着吃。

后来运动过去了,弟弟家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这时,我的弟媳妇已因病去世,孩子们把大娘又从老家接到青岛,准备让她在这里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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