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台办的工作人员早已跟老人打好招呼，走在楼梯上便听到老人胶东口音的大嗓门。
虽说几年前的一场大病让曲光镛老人行动有些不便，可指挥老伴给客人泡茶、洗水果的他仍是一副“长官”的威风。
落座，我们开门见山地聊起过去。
点上烟，老人说他已经戒烟很长时间了，但今天提起那些往事，他不得不又开戒了。
老人已经80岁的老伴是个特别善良、温顺的女人，听台办的同志介绍，她在丈夫走了以后，44年里一直没有再嫁，帮小叔子也就是丈夫的弟弟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又照顾四个孩子的孩子很多年，直到1989年，丈夫从台湾回来，老人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我在坐着的沙发上挪了一下，让不停地端茶倒水的曲光镛老人的老伴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握着80岁的她那粗糙而筋骨粗大的手，我听曲光镛老人谈起他19岁就离开家乡，投身抗战的过去。他走的时候，才刚刚结婚三年，没有孩子。我是山东荣城人，从小在威海读书，直到19岁高中毕业，才回到荣城老家教书。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我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晚上经常参加一些革命聚会。
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我的一个同学从威海来找我，说国难当头，我们岂能等闲视之，那时国民政府正在招考军校学生，同学拉我一块去报考，弃笔从戎。
我那会儿刚结婚三年，媳妇大我三岁，是山东高密人。因为我是曲家的长子，家里又供我念了很多书，我16岁老人们就张罗着给我娶媳妇，一心让我留在家乡，继承曲家的家业。当时父母健在，爷爷也在，那时候我们家境不错，我怕我这一走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一直犹豫不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