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的目的是要保护濒危物种，比如黑犀牛。从1970年到1992年，非洲的黑犀牛数量从6.5万头减少到了2 500头以下。尽管猎杀濒危物种是非法的，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却依旧无力保护黑犀牛免遭偷猎者的射杀，这些偷猎者在亚洲和中东卖掉犀牛角以获取高额利润。
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南非保护生物多样性机构的官员开始考虑用市场激励措施来保护濒危物种。如果允许私人农场主可以把射杀数量有限的黑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那么农场主就有动机去饲养黑犀牛、照顾黑犀牛并阻止偷猎者的捕杀。
2004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批准南非政府许可猎杀5头黑犀牛。黑犀牛是一种极其危险且很难射杀的动物，因而猎杀者都非常珍视猎杀一头黑犀牛的机会。数十年里的首次合法猎杀被要求支付一大笔钱：15万美元；后来，一位美国银行业的狩猎者支付了这笔费用。此后的消费者还包括一位俄罗斯的石油大亨，他付费射杀了3头黑犀牛。
市场解决方案似乎是有效的。在肯尼亚，猎杀犀牛仍然是被禁止的；由于土地上的原生植物被清除并被用来农耕和畜牧，黑犀牛的数量已从2万头减少到了大约600头。然而在南非，由于土地所有者现在因为有了金钱激励而愿意把大量牧场空出来饲养野生动物，黑犀牛的数量开始回升。
就那些不为运动狩猎所困扰的人而言，出售射杀黑犀牛的权利乃是一种用市场激励措施去拯救某种濒危物种的明智方法。如果捕猎者愿意支付15万美元去猎杀一头犀牛，那么农场主就有动力去养殖犀牛并保护它们，并由此增加供给。这是一种有着双重效果的生态旅游：“来付费射杀一头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你不仅能得到一种难忘的经验，同时也能保护黑犀牛。”
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看，市场解决方法似乎是一种不争的胜者。它使一些人获益，但却没使任何人亏损。农场主赚了钱，捕猎者有机会去大胆地捕杀危险动物，而且濒危物种又重新从灭绝的边缘回到了正常状态。谁还会抱怨呢？
当然，这取决于运动狩猎的道德地位。如果你认为为了运动而杀害野生动物在道德上是应予以反对的，那么犀牛狩猎市场就是一种邪恶的交易，是一种道德勒索。你可能会因为这种做法对保护犀牛有好处而表示赞赏，但却会对如下事实予以谴责，亦即这个结果是通过迎合你所认为的富有狩猎者的邪恶快感而达到的。这就好比为了拯救原始的红杉森林免遭破坏而允许伐木工人向富有的捐款人出售砍伐某些红杉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