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叫绝的语言感觉与语言想象直至语言臆测比比皆是，到处闪光。例如关于“江”——韩少功对于一条河的感觉使你如临川上。关于“嬲”——好可爱的发音，它也许可以改变国人的男权中心的丑陋下流的性观念：把性看成男人糟蹋女人发泄兽性而不是男女的进入审美境界的交欢快乐。关于“散发”——看来马桥人早已有了“耗散结构”的发现——一笑。关于“流逝”——我甚至于觉得北京人也说“liushi”，但肯定是“溜势”，以形容“马上”“立即”，而不会是韩少功代拟的“流逝”的知识分子的酸腔。关于“肯”——其实河北省人也说“肯”，如说这孩子不肯长，或者这锅包子不肯熟之类，可惜鄙人没有像少功那样体贴入微地去体察和遐想它。比如说“贱”——不用“健”而用“贱”来表达身体健康，这里有少功的独特发现，有少功的幽默感，说不定还有韩某的一点手脚——叫做小说家言。换一个古古板板的作者，他一定会在写一个没有地位的人虎都不吃不咬的时候用“贱”，而写到健康的时候用“健”。但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了此词条的许多趣味、自嘲和感触。
语言特别是文字，对于作家来说是活生生的东西。它有声音，有调门，有语气口气，有形体，有相貌，有暗示，乃至还有性格有生命有冲动有滋味。语言文字在作家面前，宛如一个原子反应堆，它正在释放出巨大的有时是可畏的有时是迷人醉人的能量。正是这样一个反应堆，吸引了多少语言艺术家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它的高温高压的反应过程里。它唤起的不仅有本义，也有反义转义联想推论直至幻觉和欲望，再直至迷乱、狂欢和疯狂。例如我曾著文提到过，老舍先生讲他不懂什么叫做“潺潺”；但是我似乎懂了：问题不在于“潺潺”本身的含义，对于我来说，“潺潺”的说服力在于字形中放在一堆的六个“子”字，它们使我立即想起了流水上的丝绉般的波纹。从上小学，我一读到“潺潺”二字就恍如看到了水波。我的解释可能令真正的文字学家发噱，但是如果对语言文字连这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又如何能咬一辈子文嚼一辈子字，如何会“为人性僻耽佳句”呢？再如饕餮，幼时很久很久我未能正确地读出这两个字的音，但是一看这两个字我就感到了那种如狼似虎的吞咽贪婪。我们还可以举“很”“极其”“最”这样的程度副词做例子：从语法上说，“我爱你”“我很爱你”“我极其爱你”与“我最最爱你”是递进关系，而任何一个作家大概都会知道“我爱你”才是最爱。爱伦堡早就举过类似的例子，这并不是王某的发现。至于最红最红最红……则决不是红的最高级形容而是一种疯狂，这也不能用语法学词义学解释。再比如“我走了”三个字，这是极简单极普通的一个完整例句，语言学对它再无别的解释。但是王某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十分偏爱这句话。一男一女分手时如果男的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表现的是无限体贴和依恋、珍重，深情却又不敢造次。如果是女的说了这句话，我甚至于会感到幽怨和惆怅，也许还有永别的意思。紧接着“我走了”，可能是急转直下的拥抱与热吻，也可能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遗憾。当然，富有考证的过硬本领的语言学家不可能认同这种过度的发挥。他们见到这种发挥只能愤慨于小说家的信口开河与不学无术。那么作家们又该怎么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