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改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外患已不大成为紧迫的问题了。因为金人有了他们的内乱与强敌,更无暇南下牧马。南宋的人士,为了升平已久,也便对于小朝廷安之若素。于是便来了一个宴安享乐的时代。像陆放翁、辛稼轩的豪迈的词气,已自然的归于淘汰。当时的文人,不是如姜白石之着意于写隽语,便是如吴文英之用全力于遣辞造句。这时代的作家自姜、吴以至高观国、史达祖都是如此。他们唱的是“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姜夔《疏影》;唱的是“柳边深院,燕语明如剪”卢祖皋《清平乐》;唱的是“燕子重来,往事东流去。征衫贮旧寒一缕,泪湿风帘絮”吴文英《点绛唇》;唱的是“倦客如今老矣,旧游可奈春何!几曾湖上不经过。看花南陌醉,驻马翠楼歌”史达祖《临江仙》。这时候,苏东坡氏的影响已经过去了,“大江东去”、“甚矣吾衰矣”一类的作品已被视为粗暴太过而遭唾弃。周邦彦的作风却是恰合于时人胃口的东西。于是如姜氏,如吴氏,如高氏,如史氏,便都以雕饰为工,而不以粗豪为式了,便都以合律为能,而不以写“曲子内缚不住”的作品自喜了。他们精琢细磨,他们知律审音,他们絮语低吟,他们更会体物状情,务求其工致,务求其胜人。他们都是专工的词人,他们除了词之外,一无所用心。他们为了做词而做词,一点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他们有时写得很好,很深刻真切,有时却不过是美词艳句的堆砌而已,一点内容也没有。张炎评吴文英的词,以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这话最足以传达出这时代一部分的词的里面的真相。
《中国文学大师谈》第六章 宋词(30)
中国文学:大师谈
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