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的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窜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牴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它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蓷》《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