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贵们的支持下，义和拳更是肆无忌惮，任指他人为教民，甚至借机报以私仇。据记载，如有良民被指认为教民后，及强令烧香焚表，倘若纸灰不起，便诬称为教民，结果往往是“枪刀并下，众刃相交”，或者“乱刀剁死，就地掩埋”，等等。另外，还有一种辨认教民的离奇方式，那就是看额头十字---但额头岂能看出什么字！不过是随意指认，随意诬指，多几个冤杀鬼罢了！
最为荒唐的是义和拳杀白莲教徒。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说义和拳“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馀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据时人推测，义和拳之所以要诬指无辜村民为白莲教，原因是“攻人无绩，故以此效忠”，这个结果便是一百多人无辜送命。临刑时，街上人看到那些穷苦黑瘦的饥民，说：“如此样儿，亦想做皇帝耶？”更荒唐的是，官人在行刑前问刘大姊、二姊：“你们习白莲教耶？” 大姊、二姊皆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在失控状态下，暴力便代表了“正义”，杀戮也成了家常便饭。令人恐惧的是，类似的事情在后来八国联军对义和拳民的屠杀中，得到同样甚至是加倍的报复。在暴戾性杀戮面前，东方与西方、愚昧与文明几乎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加上后来那些清军残兵败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这场浩劫中的最大牺牲品。
（四）、谣言与从众行为
庚子年中，谣言盛行，正如时人所说，“谣言谬说，日盈于耳”，这个时期的谣言基本继承了之前三十年的反洋教斗争传统，其内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传教士“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诸如此类。这些谣言，目的是将外国传教士丑化成妖魔鬼怪，虽然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但由于其形象突出、鲜血淋漓，倒也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布，还在于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弥漫的焦虑情绪，而在政府权威缺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焦虑情绪往往导致民众的紧张和盲目性，进而导致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行为”，俗称“随大流”。所谓“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待到“假到真时真亦假”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使得人们不得不信，反对自己的理性思考持存疑的态度（因为谣言至少可以缓解因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焦虑情绪）。
正如前文所说，义和拳在快速传播过程中使用当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在传单揭帖的末尾加入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 “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等的恐吓性内容，这使得义和拳的观念（包括谣言在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这也是义和拳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的一种手段。
谣言对当时生活的影响很大，其中使用最为成功的一个谣言是教民往公用水井中投毒，这在激起普通民众与教民的对立乃至仇视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华北部分地区的恐慌。由于局势剧烈动荡，普通百姓在惊惶恐惧中很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譬如《潜园琐记》中曾描写庚子年义和拳高潮时期，山西太原“百十村庄因讹言而传扰者大半”，每当讹言一起，即“人民惊惶，群相奔走”；“悲啼呼号，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例如七月七日夜半，“街市传言教民来攻城，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等到天晓，始知无事；过了几天，又传“柳林庄教民乱”，“各村人民惊恐无措，鸣铜锣，缮守御，田亩农夫佥负耒□而归，老弱妇女咸仰屋而泣”，但事后才知道，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虚惊一场，“民乃不扰”。
类似的事情，在天津等地也多有发生，可谓是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草木皆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社会正处于一个失控的动乱时期。为了消除心中的焦炉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普通百姓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下，即使他们没有加入到这场斗争的漩涡，但也必然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逼迫，最终做出超乎寻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