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清廷在宣战后发粮米赏给并招抚拳民，更是对义和拳进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时人记载：“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赏义和团银十万两，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就像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拳民都认为自己是“领赏”来了！而负责招抚义和拳的庄王载勋还曾派人持其令旗一面，“赴京南一带，招拳民之技艺精熟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此次仅新城、定兴一带随令旗“赴京者近万人”。
在载勋等人的招抚下，义和拳大批的拥进了北京城，拳民们在城内随处设立拳场，并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一时间“义和拳”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让人惊恐的事情。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目睹了当时北京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自五月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
京城中突然涌入大量的拳民，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居民们都隐约感觉到了不祥之兆，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局势会怎么样。事实上，当时的北京城中并不存在尖锐的“民教”冲突，这一点和华北平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但拳民入京之后，几乎没有停顿就开始了他们的“反教”行动，他们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由此引发更大的中外冲突。
对义和拳态度最为积极亲善的当属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当时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而且经常召义和拳首领等赴端王府议事；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也是笃信有加。就连宫中太监、卫士和部分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
在这场无法用常理理解的运动洪流中，士绅及一般民众也争相趋附，群起效尤。不可否认，一些士绅富户设坛练拳，大多是为保护门庭家财，免受侵扰。而与此同时，由于义和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降神附体”，人人平等，这使得一些社会渣滓也乘机投入其中，他们打着“义和拳”的旗号大肆抢掠洋行和教民财产，或者借机报复私怨，这使得后来的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据记载，还有清军假扮义和拳进行抢掠，如聂士成武卫前军的不少士兵就认为，与其同拳民们作战，倒不如仿效义和团，既可掠取财物，又可得“义民”之称，于是有五营士兵哗变，沿途抢掠百姓财物。
天津的情况也不乐观。当时的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拳民认为这里是洋人的大本营和洋教的黑风口，因此成为了义和拳要打击的重点地区。1900年6月初，天津东北角三义庙王志和树起义和团旗，数天内便在城内外立坛三四十处，每处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随后安次县杨寿臣率数百拳民来到天津与之合流，当时的声势很大（但后来王志和因种种暴行而被曹福田处死）。曹福田是游勇出身，他率领静海、盐山、庆云等地的“乾字团”数千人进入天津并在城西吕祖堂设立总坛口，随后又在城厢内外设立坛口十余处，声势比之前还要浩大，就连直隶总督裕禄也不敢得罪。
继而，王德成率霸州、雄县、文安等地义和拳来到天津，他们在大佛寺设立总坛口，城厢内外设坛口数处。6月下旬，张德成率领的自称是“天下第一团”的“坎字团”五千余人从独流镇到达天津。据说，张德成到达天津之时，裕禄命人派轿子前去迎接，并在督署设宴招待，将张德成引入上座。当时人说，张德成颇有仙人风范，人称“张活神仙”。
义和团进入天津后大搞“反教”活动，这使得当地局势很快失控。据当时的《中国旬报》等称，义和团于6月14日至16日之间，“焚教堂，拆榆芦路、毁关、县两署，释监押犯，道、运署皆设拳场”；“入官电局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招乞丐使负去”，“在道、府、县大堂设坛”。自6月中旬起，天津各洋行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信件、通讯停止，连老龙头火车站也被焚毁。因为拆毁和保护铁路的缘故，义和拳还与聂士成及杨慕时的军队发生过严重的流血冲突。
在义和拳蜂起的势力面前，天津的官员们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某佚名者在《天津一月记》中说，义和拳“手持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铺户闻团过皆执香跪迎。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均不敢冠带”；英国领事贾礼士也在信中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且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
内忧外患，一时俱起。在义和拳“反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逼天津，整个天津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在此情况下，殷实之家相继出逃，社会秩序一片大乱，就连直隶总督裕禄在天津的行馆也被人纵火，烧毁殆尽。清廷及其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天津已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而与此同时，义和拳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尽管这注定是短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