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义和拳挺进京津
义和拳进占涿州并逐步破坏铁路逼近丰台后，京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5月29日，清廷发布一道口气严厉的上谕，命剿杀拒不解散的义和拳，这是清廷第一次对义和拳使用“剿”的口吻。但在5月30日，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朝廷请求增兵弹压的时候，又说义和拳“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旨在“约束不令滋事”。
从这点来看，赵舒翘、何乃莹的奏折仍未脱离“剿抚两用，以抚为主”的本意， 其目的是防范事态的扩大而不是一味镇压。在随后的几天中，朝政似乎被载漪等守旧派所掌握，特别在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后，清廷反发布上谕称：“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以致闾里骚然，良民不能安堵”，令“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倘或任意株连，借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
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清廷遂于6月5日命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宣布晓谕”，劝导拳民们“一齐解散，各安生业”。从清廷当时剿抚不定的上谕来看，这时的口气似乎已经软化不少。从决策的程序来看的话，当时清廷派赵舒翘等人前去涿州，可能是派去实地调查义和拳的情况，然后再作实质性决策。
很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天，义和拳数千人向驻扎在高碑店的杨慕时部发动攻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义和拳死伤一百多人。而在第二天（6月6日），义和拳在烧毁落垡车站时，又与奉命前去保护铁路的聂士成部发生冲突，义和拳同样是死伤惨重，由此也与这支新军军队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使得后来的局势更为扑朔迷离。
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七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当晚便召集各王公大臣，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拳是“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练，即可成有用之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很难说当时载漪等人是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还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们在会议上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让其他大臣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官员所控制。
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不能立刻做出决策，于是6月6日的上谕和之前的上谕精神基本相似，并没有在剿和抚之间做出决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随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事实上，赵舒翘到涿州后，看到义和拳“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拳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拳的一个把戏。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力言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的复命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