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的解释信后，于次日再次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公使们对总理衙门的解释不屑一顾，德国公使克林德甚至建议将此信原件退回，以示嘲弄。对此，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不过，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太过分而没有被采取。
最后，五国公使也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清廷不会就范，由此形成对外强硬的先例，这将使得他们在各自的政府面前很难交代。在商议半天之后，公使们最后决定，再向清廷提交一次联合照会，如果清廷不肯做出满意答复的话，就请求各自的政府进行联合海军示威，以逼迫清廷就范。
而正在这时，清廷宣布原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西巡抚，这让本就紧张的中外关系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毓贤本是在外国公使的抗议下而去职的，后来他回到京城后与端王载漪等人交往甚密，意气相投，由此谋得了山西巡抚一职。美国公使康格对此最为愤怒，因为他认为毓贤的去职是他所促成的，而其复职等于是对他的污辱。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也对总理衙门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再不接受五国公使的要求，我将向女王政府报告，敦促它采取保护英国在华公民的其他措施。”
有意思的是，为了缓和当时的中外紧张关系，慈禧太后在3月8日（也许是巧合）再次邀请了公使夫人们到皇宫做客。也许是上一次的宴请很成功，慈禧太后大概想让这些公使夫人们给他们的丈夫吹吹枕边风，以缓解下外交上的压力。可惜的是，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做法并不奏效，公使夫人们在赴宴之前便被他们的丈夫所提醒，因而这次宴会明显比上一次要冷清许多。
中外的外交对峙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清廷仍无任何退让的痕迹。在各国公使的一再请求下，美、法、德、意、英五国政府陆续批准了在中国海域进行一场海军示威活动，其中美国派出了一艘军舰，意大利和法国各派出两艘军舰，克林德被授权可以动用驻扎在青岛的德国舰队，而英国也得到了两艘军舰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一个国家派出了军舰，其他国家都不想落在后面。
但即使到了这种紧张的时候，清廷仍坚持不发布禁拳的上谕，因为他们相信列强不会因为这个而开战，由此外交僵局依旧没有被打破。为此，英国公使悻悻然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政府如此顽固不化，自我感觉良好。我不认为南非一定与此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南非陷入了布尔战争的泥沼），但意大利去年在三门湾问题上的失败必定与此有关。意大利军舰来到中国，滞留观望了一段时间，又悻悻地离开了，而且意大利公使被召回，这些猪尾巴（对中国人的蔑指）因此大获全胜”。但是，窦纳乐仍旧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受到一次沉重的教训，它就会屈服。”
清廷突然变得强硬可能和两个原因相关。第一个是在戊戌政变后，以刚毅为代表的守旧派官员占据了朝廷的主流，这些人大都主张维护中国传统，对外洋事务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无所知，而他们主张对外强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御史的呼应，由此在朝廷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另外，在“乙亥建储”的过程中，以端王载漪为代表的满族亲贵迅速崛起，由于他们认为洋人阻挠了他们废帝的计划，使得这些人与那些守旧派大臣一拍即合，清廷的朝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和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之前恭亲王奕訢的去世及其李鸿章的外调有很大关系，虽然南方的大多数地方大员都主张剿灭拳匪，但朝廷里暗中支持义和拳反对洋人的大有人在，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夹带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