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各国公使之间的友谊、矛盾和敌意，既同他们的性格、出身相关，也与他们的人种、文化及地域密切相关，譬如西欧各国的公使之间相对比较亲近而美国公使相对疏远，日本公使被冷淡及俄国公使被孤立可能和他们的文化及地域有很大关系，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在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欧美日各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铁路及工矿实业等的投资和控制，由此也纷纷在中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按照当时的国际潜规则，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利益范围；中国的长城以北地区算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德国把山东视为自己的自留地，法国在两广和云南经营了很长时间，它可不想别人进来；连日本都试图把福建纳入到自己的利益范围之中。当时有幅著名的《时局图》，可谓道尽其中三味，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也恰如其名，“不言而喻”！
在这些列强中，英、俄两国是在华优势最主要的国家，矛盾也是最大的，俄国公使格尔思被西欧国家的外交官孤立，和英国的影响不无关系。英国是个老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崇尚贸易自由精神，它的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额也表明其在中国的势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此，英国对任何其他国家对它地位的挑战都抱有戒心，正如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后，英国便立刻租借了威海卫作为自己的补偿。
当时挑战英国地位的主要是三个国家，其中以沙俄的威胁最大，因为沙俄的经济并不发达，而一贯以武力扩张和领土兼并作为其对华政策中的首选，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伊犁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沙俄之外，德国和日本也是突然兴起的争夺者，德国在完成统一后（特别在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亲政后），其外交政策开始由专注于欧洲而转变为更为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德国作为一个急速发展起来的后起工业国，其日益发达的国力使它决不满足于现状，中国的巨大市场便是其觊觎的对象之一。至于日本，虽然暗地里抱有独吞之心，但当时的日本毕竟国力有限，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其主要把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放于首位，对中国则主要采取“北守南进”的政策，即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对俄妥协，以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半岛地位的承认，而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则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
正因为这些复杂多变、纵横捭阖的因素，在1898年前后，在华的外交官大都换了新面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利益。很可惜的是，欲速则不达，这些新面孔的共同特点便是对中国的内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这些人对中国的礼仪和文化也没有丝毫的尊重，而是以对待非洲人的手段进行恫吓和交涉。正如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观点及德国公使海靖所表现出来的，他们认为大吵大闹是对付中国人的最好办法。他们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清廷就范，还动不动提出48小时为期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云云。
令人担忧的是，清廷这边主管外交的局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一是位高权重、熟悉外务的恭亲王奕在1898年去世，而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李鸿章也于1900年初调任两广总督。当时主管总理衙门的是庆亲王奕劻，而他被外国公使们普遍认为“好对付”，而下面虽有几个大臣熟悉洋务，但因为品级太低而难有发言权。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外沟通出现严重的困难甚至误解。1898年12月，慈禧太后为了向外国示好，曾特意接见了各国公使的夫人们。据美国公使康格夫人描述，她们在这天不仅见到了慈禧太后，还见到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拉起她们的手，给每个人的手指上都戴上了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慈禧太后还对她们说，“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她反复说了两遍。为此，这些公使夫人们极为兴奋，康格夫人的管家对她说：“夫人，您遇上了不起的事了！皇帝是下凡到人间来的，没有外国女人见过他，就是中国男人见过他的也不多。他可是天子啊，您真是幸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