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这里稍微介绍下当时的近支王公。道光皇帝的子嗣不济，长子、次子、三子均在他生前或去世或夭折，直到他近60岁时，才生下第四子奕詝（即咸丰皇帝），之后的9年里，又陆续有了第五子奕誴（惇亲王）、第六子奕訢（恭亲王）、第七子奕譞（醇亲王），第八子奕詥（钟郡王），第九子奕譓（孚郡王）。在同治皇帝死后无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只能在近支王公的子嗣中选择继承人，她最初挑选了奕譞之子为帝，即光绪，而这一次，她选择的是惇亲王奕誴的后人。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以同治皇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准太子”地位，使得其本生父端王载漪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这派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太子党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不胡搞一气反倒奇怪了。
据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戊戌政变后，清廷悬赏十万两白银捉拿康有为，但港英政府却对康有为严加保护，刺客不得近身。慈禧太后得报后大怒：“此仇必报！”并当场将身边的玉壶摔碎在地。英国、日本等国庇护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的举动和对光绪超乎寻常的关心，让慈禧太后很是恼怒与不安，她觉得洋人是在有意刁难质疑自己在戊戌政变后执政的合法性，外国的干涉也由此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而载漪等钻营之徒则很好的利用了慈禧太后的这块心病，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