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会为何让人讨厌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方济会和道明会传教士的反对。黎玉范神父来华后，他在向教廷的报告中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的祭祖、尊孔等行为，有违教义，由此爆发了中外教会史上教廷与清廷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从东方发展到西方，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清廷的“百年禁教”。
“礼仪之争”的实质，其实是天主教是否应该适应中国文化的问题。在后来的传教士中，很多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像利玛窦早一辈的传教士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大都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加上各修会之间的私利之争，最终引发了这场“宗教地震”。
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教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并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觐见康熙。铎罗不敢和康熙发生直接冲突，后来却在南京以公函的形式公布了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并声称凡违反禁令的人必须赶出教会。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并明确声明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不仅如此，康熙还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即“永居票”），印票上写明姓名、年龄、来华日期及永不回西洋等内容，无印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传教士怕触犯教规而拒领印票，之后被迫离开中国，而另一部分人领取了印票并继续在中国传教。
1715年，“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1720年，教皇派遣的特使嘉乐来到中国，请求康熙允许传教士和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康熙看完《禁约》后批示：“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堪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力。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活跃了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事端，而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
和利玛窦时期相比，近代来华传教士大都报着西方优等文化的心态，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早已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强盛之邦变成了一个穷国、弱国，不再有昔日的辉煌。正如基普林在《白种人的世界责任》一书中所说的，当时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美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很难达到，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很难吸引中国人。譬如《圣经》中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再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中国的传统很难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