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乱开》在想象的田园里种菜(3)

在广州受到震撼

1992年,我下海去了广州,颇受震撼。在北京,烤地瓜、拉板车的张嘴都是政治,可在广州,没人关心这个,大家只谈早上吃点什么,晚上怎么泡澡。我第一次明白,国家与社会不是一回事,彼此是分层的,社会可以自成一体。

过去说广州是文化沙漠,其实不对,广州只是没有北京这种文化形态而已。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广州反而是首善之区,在北京那些很牛的话题,在这里全没用。

扑腾一阵子,我又回来了,因为知识分子下海晚,没捞到什么好处,只好一身泥巴爬上岸。像我原来住的地方,街道里最早下海的,多是刑满释放人员,居委会主任给办好执照,亲自送上门,怕他们再闹事。下得早的人,自然有优势。

1996年,高校热了起来。一是开始评职称,这是给你名。二是有了课题费,有的课题能给好几万,可哪儿花得了这么多呢,100万就差不多了,这是给你利。有名有利,比下海的诱惑大多了,这一年堪称“上岸年”,大家争着被“收买”。我也是这一年回来的。

玩世现实主义

不少人说我的画有“玩世现实主义”的风格,“玩世现实主义”是栗宪庭先生对圆明园某一种画风的定位,和国画不是一回事儿。我和这些画家关系还不错,1993年还在那里拍了3个月照片。

对个体来说,最大的焦虑是你要调整和这个时代的关系。1989年后,有的人出国了,这是溜走派。有的留下来,但什么也改变不了,只好玩世。不仅是美术界,当时文学界有王朔,音乐界有崔健,大家调侃、愤怒、自嘲、戏谑,是为了安顿自身,要不怎么活呀?这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方式。

中国画有文人画的一支传统,但偏雅致化,一种是孤立于现实,自外于社会,保持个体清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另一种是主动干预社会,比如世俗绘画、讽刺画,但成就不高。我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即文人的笔墨,漫画的干预。因为今天不可能完全文人化。过去你还可以逃到山里,盖几间房,看山看水的,可现在呢?这算违章建筑,马上会有人来找你,拆!在今天,避世、隐居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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