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激愤引起了杨文鼎的同情。杨文鼎的恻隐之心迫使他硬着头皮请求朝廷考虑能不能对政策有所调整，至少不要使对立的情绪继续激化。至于路权归属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杨文鼎请求朝廷不妨从长计议。
应该说，杨文鼎等一线官僚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朝廷这个时候宣布暂停这项改革，或者像后来被逼无奈所宣布的那样，罢黜这项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制订者盛宣怀的官职，将一切责任推给盛宣怀，那么朝廷的威望仍将一如既往，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然而，朝廷或许是想即将君主立宪了，中国的政治已经大踏步前进了，因而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就不愿让步了。朝廷对杨文鼎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反过来要求杨文鼎严行禁止，剀切晓谕，不准刊发传单进行串联，不准聚众演说进行煽动，倘若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惑，扰乱治安，意在作乱，就应该按照惩治乱党的办法，格杀勿论，将一切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朝廷的强硬姿态当然吓不倒拥有群众基础的湖南绅商，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的这个政策不论有多少理由，但对于那些老老实实筹资建设本地铁路的绅商来说，真的有点儿不公正，确实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在利益受损的情形下，他们当然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决不会被口头的恐吓所震慑。5月24日，正在北京的谭延闿等湖南官绅向都察院递交了一份抗议书，揭露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其实只是邮传部那几个人假借外国人的力量营私。他们请求朝廷阻止这一政策的继续执行。
对于湖南各界的请求，朝廷不管不问，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铁路国有政策，将湖南民众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逼到了绝境。没有缓和的余地，没有退路，他们只能一鼓作气往前冲。6月初，湖南民众的情绪几近失控，省諮议局全体议员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湖南新政当局一方面勉力维持着局面，调配大批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昼夜不绝，防范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按照朝廷的指示强力镇压，禁止开会，取缔印刷传单的各种商店，禁止散发一切传单。
湖北绅商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同样不满。当湖北各界获悉清政府可能会出台这项政策时，就推举諮议局议长汤化龙代表湖北商民赴京请愿。4月26日，湖北諮议局召集民众数千人举行欢送大会，詹大悲等人在演讲中将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比喻为卖国政策，是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地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堕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