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的选择，中国人自始就不以为然。聪明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西方的东西值得全部照抄照搬，更不值得尽弃其学而学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的主体性，强调中国之所以学习西方只是适应形势，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体制、纲常伦理等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优长之处，这是中国文明的财富，自然不能随便丢弃。所以，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并不愿意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政治体制、改造自己的政治体制。
一个庞大帝国败给小国，实在是一件太跌份的事。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所以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再出发，其目标、榜样，就是那个素来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小日本”。稍后所发生的“维新运动”，很显然是要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要像日本那样重构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
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非常强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中国却希望三年完成，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慌。激进与保守、稳健与鲁莽，在1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这些方面大概都是各有各的看法。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康有为的焦灼意识使他认为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强无比的守旧势力，因而中国要进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守旧堡垒。他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