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说过，完成《同时代史》的写作之后，如果还活着，打算写涅尔瓦和图拉真两位皇帝。就在同一个地方，塔西佗还写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少有的幸福时代，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无论作出怎样的评价，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述，都无须担心自身的安全。”然而，尽管如此，他终究没有下笔。也许是计划在写完起初并未打算写的《编年史》后再写，但此时他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这是在认真研究塔西佗作为历史学家的性格后所作出的推测。
执笔写历史的动机，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一、生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讲述受好奇心驱使而探究到的事情；
二、以史为鉴--让历史成为现在或将来的前车之鉴；
三、对于经受了痛苦磨难又在感情上难以自拔的同胞们怀有强烈的、充满悲愤的情绪。
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希腊人希罗多德，他是《历史》一书的作者。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英国人吉本，他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大概只能首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为什么物质和精神都应该占优势的祖国雅典竟会败给斯巴达？作为一个雅典市民，修昔底德无法把自己心中深深的悲哀和强烈的愤怒宣泄到写作以外的其他地方，于是就有了他所写的这部历史著作中的巅峰之作。
在我的想象中，塔西佗这位罗马帝制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身上或许是融合了第二、第三两种类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融合了四分之一的第二种类型和四分之三的第三种类型。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位需要用发自内心的愤怒来唤醒自身创作欲望的作家。
如此一来，我想既然他说图拉真时代是“少有的幸福时代”，那么他没有写图拉真时代的原因也就有了推测的依据。尽管塔西佗总在批评自己的同胞，但骨子里他终究是一位爱国者。所以，图拉真统治下的幸福时代，对他来说，反而失去了写作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公开表示要写图拉真，最终还是选择了写从提比略到尼禄时代的《编年史》，因为他们让他找到了创作的动力--愤怒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