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及那些与其相似的城市中存在的难以摆脱的贫困是城市的不幸，但城市的贫困并非都是坏事。显然，在一位参观者见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之后，他可能会赞同甘地的意见——质疑大规模的城市化是否明智。但是，城市的贫困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只是它们吸引了贫困人口。弱势人群流向里约热内卢、鹿特丹等城市证明了城市的优势，而非弱势。
城市的结构可以几个世纪保持不变，但城市人口是流动的。1/4以上的曼哈顿居民五年之前并不住在那里。贫困人口不断地来到纽约、圣保罗和孟买，其目的是寻求某种更好的东西，这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城市生活的写照。
城市贫困与否，不应该基于城市的富裕作出判断，而应该基于农村的贫困作出判断。与一片繁华的芝加哥市郊相比，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可能看起来十分寒酸，但是，里约热内卢的贫困人口比例远远低于巴西西北部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没有办法迅速地富裕起来，但他们可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作出选择，其中许多人明智地选择了城市。
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市地区充满了活力；但是，贫困人口集中所带来的成本是难以避免的。接近性为理念和商品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它同时也方便了细菌的传播和钱包的盗窃。全球所有较为古老的城市都已经遇到了城市生活的痼疾：疾病、犯罪、拥挤。这些问题从未因为消极地接受现状或愚蠢地依赖自由市场而得到解决。美国的城市在20世纪初期之所以变得更加健康，是因为它们在供水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几乎相当于联邦政府除军事和邮政以外的全部开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21世纪可能会重复欧洲和美国城市的巨大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全球的城市化。纽约市的健康状况现在大大好于美国的总体水平，但1900年出生的纽约孩子的预期寿命曾经要比其他地区的美国孩子低七岁。
城市在打击犯罪和战胜疾病方面取得的胜利为城市成为理想的娱乐和生产场所提供了可能。城市的人口规模使得它可以承担剧院、博物馆和饭店的固定成本。博物馆需要大量价值不菲的展品，需要引人瞩目的却往往造价高昂的结构；剧院需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和大量排练。在城市里，这些固定成本是可以承受的，因为它们是由数以千计的博物馆游客和剧院观众共同分担的。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人因为过于贫穷而无法体验他们居住地的娱乐设施，城市很难说是他们的宜居之地。当人们变得比较富裕之后，他们越来越多地根据生活方式来选择城市，于是，消费城市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