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没问我和藤井莎莉对他这个主意有什么想法。他知道我们会冷嘲热讽。他转向苏珊，这是少数几个他能信得过的市场营销人员。Google在大学街办公的时候，苏珊就是公司小圈子里的内部成员，而且此前Google也租过她的房子。谢尔盖见过苏珊的家人（后来跟她妹妹结为夫妇），苏珊也能充分理解谢尔盖，因而不会立马否决他那些稀奇古怪的建议。相反，她总是去收集数据来求证。这一次，苏珊要去求助于在帕罗奥多市当教师的妈妈。苏珊的妈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对谢尔盖而言自有其权威性。对于我们打算支持俄罗斯叛军的计划，她公开承认自己感到迷惑不解，谢尔盖不免有些泄气。
尽管如此，他还有一个后备计划。“如果我们在中学生中免费发放Google牌的避孕套，那会怎么样？”
谢尔盖要藤井莎莉和我按照这样的思路，调查研究通过慈善作宣传的其他做法。我们忠实地照做了，但这无法改变我们的意见只能作为马后炮的事实。苏珊是市场部的一员，但藤井莎莉和我原本是要负责管理这个部门的，我们感到被边缘化了。组织架构上的模糊不清我能应付，可我真的很需要知道自己该往哪儿使力才对。
我们不应该按照过去的方式做事，我们不应该复制其他公司的做法，我们不应该等着有人告知企业战略，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战略的话。我们都是彼此独立的参与者，一道创建一个不遵圣训的紧密团体。我想我明白了：我应该找出问题并解决它们。于是我就这么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