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职业外交官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史伯明
【作者简介】史伯明（Douglas G.Spelman），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史伯明曾执教于伯克奈尔大学、欧伯林大学台湾分校、耶鲁大学中国香港分校，是“乒乓外交”的亲历者，1972年曾担任美国乒乓球队译员。史伯明1977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2002-2005年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2007年荣休。
我很高兴能够重返哈佛大学，也很荣幸接受邀请参加今年的纽豪瑟系列讲座。1967年夏天，我有幸在这里和东亚研究中心为查理·纽豪瑟（Charlie Neuhauser）工作，当时主要参加了由他指导的红卫兵材料的翻译工作。他对现代中国全面而深邃的理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激起了一个年轻毕业生开始中国研究工作的灵感。我今天谈论的话题多数归功于那些早期的灵感。
在重回哈佛大学之时，我同时想到了鼓励过我的其他一些人，我再次有幸和这一领域的巨人一起学习和研究。费正清和本·施瓦茨指导了我的博士毕业论文。费正清总是在听取我自己对理论的思考后轻声地说：“道格拉斯，论文的草稿堆满你的课桌了吗？”施瓦茨常常也会耐心地听取我自己对问题的思考，然后向我推荐另外十四本我应该读的书。余英时检测我的中国古代史，随后在他担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的两年时间里，我跟他一起到新亚书院工作。对于一个离开故乡去神奇东方的俄亥俄州同伴来说，傅高义是一位极好的良师益友，他使我得到了在伯克奈尔大学（Bucknell）的第一份教师的工作，他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对我而言，回到剑桥镇令人怀旧。我在这里遇到我的妻子南希，并跟她结婚。在我们对中国研究的漫长探索中，南希始终是一个可爱、赋予我激情的同伴。最后，我们的大女儿布鲁克出生在这里，她现在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所以，我在这里有很多深刻的记忆。回忆过去确实不错。
今天我想谈一下中国的现代化。为了限制这个庞大的题目，我将试着用三个问题向大家概括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迅速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对中国公民的个人价值观有何影响？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未来发展轨迹？美国政府和人民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这些转变？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思考和感想，并不是一个结构紧凑的分析体系。我的经历和知识太有限了，难以承担如此雄伟宏大的工程。我深知，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并且很了解这些问题。如用中国的一句谚语来形容我今天的演讲，那就是“抛砖引玉”。
与世界个人价值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现代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其结构变化及其国内外广泛影响）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受到关注的还有，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社会变化同样是意义深远的，且引人不安；政治变革至关重要，尽管有所滞后，但还是发生了。我将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发表自己的看法，但首先我要谈论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领域，这个领域还没有受到同样多的关注。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海啸般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已经并将如何影响个人价值观。
解决该问题的路径是，当今中国什么是理想的模范？或者说，哪些人是英雄？这些模范和英雄身上体现了什么价值观？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在传统的儒家思想统治的时代，君子或者说是“真正的绅士”（他们有超乎寻常的知识和道德水平）是人们心目中主要的模范。邓小平时代提倡“致富光荣”，那些致富的人不仅被视为个人成功的典范，而且为国家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种比较强调个人利益的观念一直贯穿近几十年来的中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开始允许每个家庭直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随后在农村企业，继而在城市的工商业中，政府允许并且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增长，并允许、鼓励他们得到他们盈利的多数。中国现在据说有数百万的百万富翁。在2002-2005年，我们住在上海的期间，除了看到所有代表财富的象征（摩天大厦、私人豪宅、豪华的精品店、昂贵的轿车和高级酒店）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百万富翁。没有人怀疑过中国人精明的经商能力，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然而，重视财富积累，赞美那些善于积累财富的人，已经引发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暴发户与多数民众间的巨大差距，引起了普通老百姓的愤怒。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市中心与边远地区的差距同样令人咋舌。让我们看一下安徽省的农村地区，距离上海西部仅仅几百英里的距离，甚至不是真正的中国“内陆地区”，已经非常让人警醒。除此之外，在财富产生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或很多？）的新贵。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令老百姓很反感。民主政治的核心作用是，帮助打击滥用权力的行为。我补充一点，中国所有的阶层全力援助汶川地震受害者，已经否定了“中国新富毫不关心其他人”的观点。
推动价值观寻求的最大动力可能是价值观的真空状态。我将指出对价值观追求的两种迹象，说明当今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一种迹象，可能最初让人觉得惊讶，但是深思过后就能够理解了。这就是在中国复活的对儒家价值观的兴趣。于丹在中国广受欢迎，因为她借用电视和书本向中国人阐释儒家思想。在大学里，儒家文化课程也常常爆满。出租车司机常常是我们洞悉社会的一种渊源。最近我对中国访问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中国先哲的智慧。期刊文章将儒家文化原则适用到当今现实生活之中，余英时倡导将儒家思想应用于当代，其观点受到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组织各种活动庆祝孔子诞辰，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
在某种意义上，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个人价值观贯穿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因此儒家思想不需要复兴。例如，忠实于家庭成员的价值观仍然被认可。当然，与以农业为主的、没有人员流动的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城市化进程和不断加快的人口流动已经弱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但是，现实依旧是……看看春节期间庞大的迁徙潮，他们为了假期与家人团聚而堵塞了交通。另一个例子是教育的重要性。当上海的签证申请人被问及计划如何支付在美国受教育的高额费用时，他们经常回答全家如何全力提供支持。一个在上海总领馆工作的女士为确保儿子进入一所好中学，她坚持提出调整工作时间表，最后放弃了工作，为了回家帮助儿子学习并保证儿子吃好。
无论是持续的还是复兴的，我们不难看到儒家思想的吸引力。当腐败盛行时，廉政的政府官员拥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几十年剧烈的阶级斗争后，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强调仍然很有吸引力。在国外思想追捧货币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回归到儒家思想，可以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的，这种回归的结果也是复杂的。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在儒家思想中，尤其杂糅了法家思想的儒家思想中，找到了其统治的正当理由。
另一种探索价值观的迹象体现在，自1979年以来宗教活动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宗教中，佛教发展得最快，基督教（中国区分为新教和天主教）也发展很快。上海的新教和天主教教堂举办各种活动，分外热闹。中国人对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趣也增加了，许多民间传统、“流行”宗教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在今天中国随处可见的，全面而快速的变化令人在多方面感到不安，上述寻求基本价值观的愿望就是一种结果。每个人对这种寻求的定义都不同，并且考虑到个人“空间”在中国的增加，很难概括整个过程。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出现整齐划一的、被所有人或者多数人共享的价值体系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出现一种包含很多因素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西方的、宗教的和世俗的--价值观体系。
未来的政治经济结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政府指导思想（其发展模式）的一些重要方面发生了改变。1980年，中国在农村和城市引进了市场体制，中国非凡、持续的经济增长由此开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绝对不能放慢改革的速度，应该加快改革，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但是由发展模式引起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以及发展中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导致了知识分子、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疑惑。在过去的几年里，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向更加公平的发展战略迈进。这种发展战略不只追求政府与市场、农村与城市之间更好的平衡，而且更关注由无限制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污染、住房建设、卫生、教育等问题。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果领导层能够成功地实现这种转变的话，这种平衡性发展能坚持多久？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放松了中央对地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控制，削弱了中央设置和实施特权的能力。地方控制了更多的资源，更加重视它们自己的投资规划而不是中央的想法。中国政府必须要认真对待主张更加公平的观点，以防止这种观点听起来像是对毛泽东时代大锅饭政策的回归。中国政府要纠正市场经济无节制的增长，而不是完全抛弃这种增长。然而，支持更多地关注社会正义的观点有两种重要的来源。首先，爱国主义分子或民族主义者呼吁过度强调市场是“全盘西化”表现，这种“全盘西化”忽视了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意义；其次，秉持儒家思想的精英呼吁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公平地为人民提供物质福利，特别是要照顾、关心弱势群体。
简言之，一方面是国家计划或指令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如何在这两方面中找到平衡依然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中国政府将继续保持其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将继续控制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但这些企业必须更加遵守市场规则，并坚持更高程度的营利导向，从而克服过去发展迟缓的状态。没有人会质疑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增长的非凡力量，但政府对一些领域适度的监督和规范（甚至是重新集权化），对矫正由纯粹的竞争带来的不公平是必要的。我们十分清楚，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的关注和调整，以避免至少防范失误造成的巨大破坏性后果。
政治体制的发展演进对中国未来同样至关重要。中国人经济上变得更加富有，获得的自由更多，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可以通过出国旅行、访问等接触到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和实践，互联网也向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和方法去发展更加开放的政治体制。同时，快速改革产生的社会动荡只能通过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平息。另一方面，更加重视集体利益的历史传统预示着，向更加开放的政治体制的转变将是迅速的。
事实上，中国出现越来越多发展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社会和政府更加开放，个人自由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不安、焦虑也大幅增加了。由于政府的默认，甚至是有选择性地鼓励，人们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广泛地出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大学、智库、报纸、广播媒体和博客中。这些讨论是复杂的，并常常是惊人的直言不讳。政府广泛地与专家和受到影响的选民协商政策措施。
当中国面临挑战时，这些挑战向当前的中国政治结构施加了许多压力。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领导人坚持目前的“弹性权威主义”仍然是相当正确的。理论上讲，我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有长期成功运用这种方法的传统。从实践上讲，上海市自称为“慎重的权威主义”政府，这种制度满足了所有人的期望，避免了破坏性的抗议、怨恨和抵抗。了解上海市政府内部的事或者是了解上海居民对这种制度“真实”的反应是可能的吗？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当然不可能。但是一个人在三年里可以去观察并试着去理解这些问题。
上海官员优良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我打过交道的上海市市长韩正、七个副市长、一些区长和其他不同部门的领导都年轻有为，受过良好教育，容易相处，勤奋而有创新精神。简言之，他们为人民提供了相当负责的公共服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城市居民可以通过网络对他们的提议和思考发表评论。各级政协囊括了许多退休官员，密切关注城市问题，有时是向特别重要的城市领导人提出建议。房地产、教育、卫生、环境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城市中心都存在的）正在受到政府的充分关注。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要求，政府已经做出实际行动，或者已经承诺改进。基于我的经验，相信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会继续采用现在的执政理念。我在上海的经历证明了如下观点的错误：中国政治体制会在裂缝处断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剧变。
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评估美国对中国国内发展影响的前提，是中国对国外力量对其国内问题影响的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方面，直到最近几年，开始于一个半世纪前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干涉，常常被指责为中国当代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激烈的排外思想源于这种观点，并且强化了它。当前这种观点激发了不负责任的威胁观，即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希望中国变得糟糕，美国积极阻碍中国进步，其目的是通过结盟和军事合作包围、遏制中国。北京把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行为视为对中国国内问题的直接干涉，这是导致中国上述看法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不无讽刺的是，晚清改革者解决中国难题的方法都源于国外的思想和制度。197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渴望）学习西方世界的浪潮。这种学习的愿望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问题上，但是也更广泛地涉及了其他方面。戏剧性地转向市场机制（包括引入股票市场）是这种转变最惊人的例子。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关于如何将市场机制与政府控制（仍然作为重要内容保留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相整合的争论会继续下去。
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对于我们可以提供给中国制度（市场机制等），持积极赞赏态度的人要多于持反对、消极态度的人。不管怎么样，我们最近在上海看到的情况看起来是这样的。总体而言，上海人对领事馆的活动是非常欢迎的。我和其他使馆官员在领区（包括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十几所大学里做了演讲。我们支持多种多样的、由大使馆组织的、全国范围的活动。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大学、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个人与中国公共团体之间展开数目惊人的非官方项目和交流活动。美国企业在中国很受欢迎，美国商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领事馆至少要知道这种相互交流的爆炸性增长趋势，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建议和支持。
在我看来，这种私人交往的重要性和效果不能被夸大。我尤其记得那些学生和游客的庞大的数目，这些学生在我们许多不同的教育机构学习，这些游客通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其他类似组织，以及美国企业在这里和中国组织的多种多样的教育培训项目，到美国进行交流。通过这些直接经验形成的对美国社会的理解是特别有意义的。把中国人作为传播美国影响的渠道是十分有效的，他们由此形成了对美国社会--同时包括社会问题与成就--的清晰理解。总体而言，他们是怀着对美国体制好的印象而不是坏的印象离开的。当我们思考美国如何能影响中国时，需要广泛地思考；官方和非官方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并且都是很有价值的。
总体而言，美国施加影响的总体环境是良好的。从个人价值观的角度看，我们显然没有任何真正的能力去推广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也不持这样的立场。当然，我们可以欣赏它们。在涉及宗教发展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基督教传播浪潮始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军队使得这种传播成为可能，这件事情人尽皆知。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仍然对中国基督教徒的国外联系尤其敏感的原因。拒绝承认教皇在中国天主教教会中权力，可以明显地说明这种政策。任何显示出国外势力对中国基督教徒控制的迹象仍然令人深恶痛绝。我们通过官方和私人的渠道，大力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我们不再提倡严厉地批评宗教信仰和实践。确实，宗教活动的高涨意味着，人们需要更多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我看来，通过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好处，而不是过度强调信仰自由是一种权利，我们的倡议更容易获得成效。
对于这种十分重要的个人价值观寻求（至少从儒家思想与宗教信仰看），我们能够施加影响的能力相当有限。坦白地讲，除了强调追求个人价值观自由的重要性外，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在中国提出任何具体的个人价值观。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在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之前，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并根据这种环境调整我们的方法，是我们可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我们未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景怎样？在经济领域，毋庸置疑，我们的资本主义体制（因为我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对中国最近采用的措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官方和个人在经济问题上的联系已经变得十分广泛。作为一种富有成效的交流方式，当前的经济战略对话正在继续，并拓宽议题的范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以及由这种成功带来的不断增加的自信心，意味着北京更不可能听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建议和要求。考虑到贸易不平衡不利于任何一方，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的货币流通政策。人民币已经升值，但中国在这件事上是很慎重的，因为汇率剧烈的变动会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福利，甚至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在中国寻求政府与市场作用平衡的问题上，我想，目前我们自身经济体制的动荡将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教训，而不是经验。尽管如此，我们最近的行动中出现了积极因素，这就是我们愿意公开并正式地承认我们问题中的关键部分，并且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去解决问题。尽管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措施是否会避免灾难。
我并不是说，在中国获得政府与市场间平衡的关键问题上，我们不能向中国提出建议或提供示范作用，或者说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发挥影响。为把我们的影响扩大到极致，我们需要清楚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如何影响对华建议，我们也要熟知中国当前复杂的整体状况，中国领导人认为不同的政策选择将对中国的诸多问题产生影响，我们要认真对待这种影响。
中国政治的未来成为中国国内外讨论的主题。如前所述，我认为中国在中短期内最有可能继续坚持目前政体，尽管其本质是高度审慎、协商的。然而，我并不是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核心信念，因为“民主政体”为我们提供了最有效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为最多数公民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产品；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公开或秘密地）放弃表达我们希望中国采取“民主政体”的想法，这种想法符合中国和我们的利益。
了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及试图以建设性方式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轨迹，绝对是不能分开的双重任务。近几十年来，我们与中国保持着相当友善和富有成效的关系，并使得双方都有所进步。从外交事务上讲，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无可匹敌。我衷心期望这种良好合作关系以有利于双方的方式继续下去。
（康甫编译）
【访谈札记】
美国人的热情写在脸上，用这句话来形容史伯明先生实在再贴切不过了。2011年10月27日下午与史伯明的会谈颇有如坐春风之感。他说，我们从批评中吸取给养，我们对赞赏表示感谢，我们对批评和赞赏都做出积极回应，清晰表明了自己理性而温和的立场。
史伯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也清醒认识到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艰难时刻，中国担心美国遏制其经济崛起，美国最近重返亚洲的举措惊动了中国，在台湾事务上的做法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
史伯明认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在国内安顿好自己的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四处开花，表明其社会统一和社会认同遭受挑战。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导致了美国国内政策的大调整。这些年来，美国过于自信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经济促使美国单极时刻的到来。随后美国进行了两场战争，出现了扩张过度。美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崩溃与扩张过度相唱和，导致美国陷入困难时刻。
在史伯明办公室（2011年10月27日）史伯明是“乒乓外交”的亲历者，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的学生。从与中国打交道几十年的宝贵经历中，他深感中国变化巨大，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的挑战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中国依旧遵循既有的经济增长战略，尽管多年来致力于扩大内需，但实际上成效甚少，经济结构难以调整；环境上，中国政府开始转向这一问题，但控制起来极难；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参与度有所提高，但决策高度集中于中央。史伯明认为，中国未来不是接受美国式民主，中国民众是否需要全面参与的民主体制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中国实际上需要的是威权式的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