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前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结束了持续十年、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几经磨难的邓小平政治上第三次复出，又开始了“新的长征”。在新的形势下，他对中国发展的思考显示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宽阔的远程视野。一九八三年十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谈的是教育问题，但“三个面向”包含的精神、展现的视野、反映的境界远不止于此，它更深层的含义是指中国的发展要“三个面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类型与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既包括与我们最为直接相关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曾经有过的三次流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与后果的检视，以及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艰难步履的探究。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大背景下，站在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的新起点的高度，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全面的“前提性批判”与思考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确立了世界一体化图景中中国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坐标方位。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前途在于现代化；而中国实现现代化只能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进行；并且这种现代化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成功实践是世界历史基础上的产物，具有“世界历史性前提”。
2．探究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与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因素”
马克思曾认为，当人类社会历史不再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时，作为世界有机组成部分的国家的变化，如果能够反过来影响世界的发展，就不能不带有“世界历史意义”。他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