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梦》总序(2)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很早就“触电”了。1986年,与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导演合作把《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搬上银幕,这是我第一次触电。虽然此片得到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的奖,但我依然失望——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处理不好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尽管我有着双重身份。说到底,我依然看重自己的作品——如同亲生孩子一样,很不习惯被别人改头换面。

但我并不拒绝影视创作,前提必须是我的原创,或者至少是感兴趣的题材。为了金钱名利写作不是我的菜。我很喜欢一位先哲说的话: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首先就是要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受到羞辱——有时候,名利会成为羞辱自己的利剑,如果没有勇气拒绝,就会被无情地钉在耻辱柱上,谁也别想侥幸逃脱。

按照年龄段,我应当属于知青一代,但我并不想搭知青文学的车,岂止是不想搭车,我从小就是一个想自由飞翔的人。我做知青时干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我们依然要做颗粒肥。那样的冰天雪地居然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够烧一炉,夜晚,全排三十八个女孩围着那一炉火,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因为不忍她们失望,只好强迫自己编故事——大约最早的叙事能力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曾经多次病倒住院,几乎死掉,但是在我的书中,除了一个大散文之外,从来就不曾涉及那段历史。我想等再老一点,写出那一代真实的故事,不要任何虚妄与美化。

历史总会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当年处于主流的人,现在依旧处于主流,当时被边缘化的人现在仍然处于边缘。这是骨子里的血液决定的——我也很想要一个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但是它不是我想要就可以得到的,我的血液决定了我拿不到那个通行证。最近我看到余华和马原对话时提到干净的问题,他们说起码我们在文学上还是干净的。我觉得干净这个词用得很好。我想,虽然拿不到通行证,但起码是干净的。坦白地说,我内心也不是没有挣扎过,但是我的血液决定我只能是这样。慎独,干净,爱惜羽毛,为坚守而放弃。

第三个特点是坚持深度写作。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如果一个小说只有故事,那么作家与记录员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内在的表达。我的书基本上是长销书,很少畅销。《羽蛇》在国内已经出第十二版了,但每一版印的都不多。《德龄公主》相对来说比较畅销,但是跟真正的畅销书根本没法比。这部小说的表层是个很好读的故事,但我的深层意愿却是要表现一个少女眼中行将没落的帝国。在后宫的锦绣繁华背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那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关节点。《海火》——很少有人相信那是在上世纪1987年写的,而《敦煌遗梦》终于改编成为电影,制片方还在为挑选导演而费尽心机。

前不久孙郁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是一个无评论家无媒体参加的“裸会”,全部参加者都是年轻的八零后学人,他们对我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令我颇感欣慰。

总之,写作给我带来快乐,更多地为我带来痛苦,如果有来生,我绝对会换一种活法了!甚至,我希望不再转世为人,而是成为别的物种,譬如成为一棵苏铁,如果不愿意看到现实的丑恶,就可以长时间地“休眠”。

三十年。这八卷本大致概括了我三十年的小说,但如果加上散文随笔和剧本,至少要出十五卷本的文集。非常希望读者被这些小说迷惑、诱拐甚至绑架,你们将会进入一个美丽的世界,希望你们在我的小说世界里得到享受。

世界如此之大,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让我们长久地驻足,我曾经那么渴望飞翔,但是我的翅膀已经受伤了,伤得很重。我会寂寞地疗伤,收拾好心情,再度上路,遍览人间奇景,把黑暗留给黑暗,把光明留给自己。

是为自序。

201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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