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说，孙国帮若是不贪那三亩水田，他儿子就不会娶那个媳妇，不娶那个媳妇，他就不会从牛圈上摔下来。不摔下来，就不会变成哑巴。
可是另有人说，孙国帮要不是这个哑巴儿子，他在“四清”的时候就被枪毙了。因为当时有人举报他曾帮伪政府的保安队押送过红军。调查下来，一方面他是被胁迫的，并非己愿，另一方面他有个哑巴儿子，把他枪毙了哑巴没人照顾。他们说，要晓得，新社会是讲人道主义的。
还有人说，哑巴既不哑也不傻，哑和傻都是装的。
进入人民公社时，孙国帮已经是个60多岁的老头了，他以为自己的天时不多了，把自己年轻时栽下的柏树锯倒了准备做一副棺材，可生长柏树的土地已经划入生产队，大队支书说土地上的一切归人民公社所有。孙国帮的行为被定性为偷砍国家林木，罚他到水库工地上做了200个义务工，柏树抬到公社，堆在院子里淋了几年，最后当柴烧掉了。孙国帮当时一声不吭，想吭也不敢吭，到他81岁那年，土地下户，他不动声色地要下那块长过柏树的沙石地。接下来便开始上访，要公社赔他棺材，因为柏树不但是他亲手栽下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是长在自己的地里，初级社之前这地就是他家的，他的树在生产队的地里只生长了十三年。公社书记正好是没收木料那个大队支书的儿子，孙国帮说“父债子还，不得不还”，赖在书记的办公室不走。书记没办法，只好自己掏钱给他买了副杉木棺材。对此孙国帮极为不满，他说：“拉走的是一头壮牛，还给我的是一条老水牯。”后来公社改叫乡，小乡合并成大乡，大乡不再叫乡而叫镇。四牙坝并入香溪镇后第七年，镇政府按照县民政局有关规定，人死了一律不准土葬。孙国帮盼望在规定的期限内死掉，竟然不能如愿，只好把棺材折本卖给村里的木匠。当初赔他的人花了800元，他只卖了80元，因为做过棺材的木料做成家具没人喜欢。80元，几乎是白白送人。
说起这些，没有人不嘿嘿笑。
当然远远不止这些。他的大儿子孙佑能，十多岁的时候和他上贵阳时走丢了，都以为他死了，回不来了。有一天他不但回来了，还骑着骏马，腰插手枪，威风凛凛地回来了。回来那年是国民党的营长，几年后率部起义，成了解放军的营长。他给孙国帮带来过荣誉，也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他这个营长儿子若不是战死沙场，会不会当上区长县长，让老孙家光宗耀祖？不过真要活着，他为旧政权卖命的“污点”过得了那么多次运动？
这些谁也说不清楚。时间既然浩如烟海，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大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孙国帮已经活过100岁了，把什么都赚回来了。
谁要是拿这些事问孙国帮，他要么一概否认，说这些事和他无关，要么摇着头说，几十年前的事，哪里还记得，早就忘到爪哇国去了。
但喜欢追问的人不仅要想，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他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事情？他活到今天是他每一步都选择对了，还是他的命运本来如此。他的一生，结果已经显现，哪怕再活十岁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问题在于，有谁知道这个结果从何而来，要回到怎样的故事中才能解开秘团，才能说这一切无需追问，本来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