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银鱼来》也是一部活着的风俗史。显然作者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描写对象的环境有着非同一般的了解和理解，并十分得体地将其编织成在叙事过程中纵横交错的文化节点，从山到水，从草到木，从路到径。每一个节点都有风俗在做支撑，成为情节推演的重要的辅助力量。人物的行为、言语与环境、风俗亲密无间，融为一体。既富有神秘气息，满足了人们对山林生活的想象，又能够呈现几百上千年来原住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真实状态。尤其是，往往在作品中，风俗还可以构成情节本身。其实我们遍览诸种描写山林的小说，都会发现一些或者一个风俗，往往成为作者叙事的原动力或者元元素。或许没有人在这一点上做专门的研究，但应该被人们所重视。比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美穴地”就是他的叙事的元元素、对迟子建来说，大兴安岭中的“神性”就是她的元元素，而对冉正万来说，“山魈”的传说也是他的元元素。在他为数不多的创作中，“山魈”已经出现过几次。元元素大概支撑了这些作家的进行此类叙事的信念。有了这样的元元素，叙事似乎就有了起点和终点。整体来说，冉正万在《银鱼来》中向我们呈现了三个系列的地方风俗或者地方性知识。一是以拉银鱼为核心的生命和生活仪式。在这个仪式中，银鱼成了某种历史的或者生命的隐喻。银鱼出现的多少、节奏、有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或者引导着人们的生活。其实小说标题本身就直接对其进行了某种富有意味的指称。二是婚嫁风俗。作品中涉及婚嫁有三处，先后涉及到了绣被面、咂酒、嫁钱、哭嫁等习俗；特别是对哭嫁的描写，既呈现了孙国帮的女儿花容出嫁时与父母兄弟相离的真实场景，又非常生动地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和对所涉人物性格的凸显。三是作品中还把诸多日常生活习俗揉进情节当中，构成了情节的一部分。比如如何寻找失踪的人、鬼市、钉竹签、不意看到四脚蛇、女人看到蛇交配、洗骨等，这当中有诸多生活禁忌，不仅那时适用，时至今日还在有意无意地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些风俗由于一直嵌入到今天人们的生活，便也充满了生命。从对风俗描写的角度来看，《银鱼来》甚至也据此具有了人类学的意义。
第三，巧妙地隐匿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干预，完全从生命或者生活的本质自身出发来叙写人类的延展和日常生活的累进。这种隐匿在本书的主体叙事中尤其得到明显地呈现。本书的主体是关于对红军的认识和村民对日本人入侵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两者之间既完全不同又有联系。不同的是，红军的出现在这个小山村并没有什么波澜，或者是相当于一个传说，他们隐藏在山林中间偶然被人们撞见，就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茫茫山林中见到了一只豹子一样的或者忐忑、或者略有惊吓，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大惊小怪。孙国帮也好，还是他的儿子佑能也好，当初全力施救的是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红军。或许一切都是出于本能。而日本人的入侵则不同了。作者在作品中从没有交代过村民们是如何认识这一事件的，但他们，尤其是孙国帮，确实表现出了同仇敌忾的勇气和行动。这两件事的比较，其实也是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或者村民们那种潜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在这里“鲜明”与“潜在”构成了我们解读这部作品的两个极端性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