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这概念源自宗教，实现信仰的手段就是受难。用受难获得天堂里的价值，从而接近神。在基督教的“鞭笞教派”那里，忏悔者脱光上衣，唱圣歌，诵赞美诗，然后接受鞭笞，他们被打得体无完肤，但是内心却进入了狂喜的状态。卑贱，压低了他们向上升华的弹簧。不仅如此，这种受难还必须是自己主动的需要。在早期的使徒中，他们常会直接拿鞭子抽打自己。比如圣弗朗西斯，就常常自己鞭笞自己，传教士舍纽特常常一周只进一次餐，还把自己吊在十字架上一星期。这些代表着受虐的“自觉”。陀思妥耶夫斯基视苦役为天赐，他说：人的自我惩罚的需要，正如人的自我牺牲的需要一样，乃是源于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某种可以使生命具有意义的精神支撑。他相信：“谁都会像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说，志士们也是这样的圣徒。《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喜欢以惩罚性的行为来磨炼自己。他遭受了种种苦难，伤寒、瘫痪、失明，乃至死亡，反而从中获得了灵魂升华的价值。他抛弃了美丽的冬妮亚，觉得她“酸臭”，他甚至拒绝他的同志丽达，因为她可能会使他陷入家庭生活的安乐窝，他对母亲说：“妈妈，我发过誓，在我们没有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肃清以前，我是不找姑娘的。”他的躯体已经完全拒绝了世俗。正如齐泽克所说，是“超越了普通生理躯体的崇高躯体”。对于圣徒来说，人的肉体乃是灵魂的牢笼，而生存的目的就是突破这一牢笼，进入纯粹的精神生命之中。
三
对圣徒来说，不能忍受苦难，就不能成圣。危险算什么？最能接近神圣的恰是被捕、遭受酷刑。伤痕是志士的“神圣之花”。这朵花恰是敌方献给的，就好像萨德笔下的施虐者献给鞠斯汀娜的鞭痕一样。《色·戒》中的那些志士，一定早料到了会戴上这花的，甚至他们是冲着这花而去的，越是遭受酷刑，这“神圣之花”就越是戴定了。他们骄傲，骄傲的指数，与他们受戕害的程度成正比。但是且打住，这不是绝对的，假如受刑者是女性。
本来，女性比男性弱，她（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因此她（们）比男志士更拥有成圣的资本。但这是更加冒险的，险是因为“性”。女志士最惨烈的受难，就是“性”侵害。“性”侵害又会造成对女志士的玷污，这是要命的。如果被“性”玷污了，虽然她是为了崇高事业，但也是“脏”了。所以关于女志士受刑的叙述，往往尽量淡化她遭受的“性”摧残。但是郑苹如的武器，却偏偏是“性”。虽然她本来是个大学生，上海法政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是为了收集情报，为了爱国“大义”才去当交际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