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世易时移，现在的李鸿章却主动在总督衙门和天津机器局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他还踌躇满志地试图继续兴办铁路，继续打造西式舰队。他宣称：“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国家此刻凋敝的时局，未尝不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好机会。李鸿章的强国梦想，自然也掺杂着公德与私心，但是，今日的李鸿章，毕竟已不是昨日的吴下阿蒙。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比他的同代人更远，也更加深入。
曾国藩临终前总结洋务运动的实绩时，将李鸿章、左宗棠与自己并列：“窃思铁厂之开，创于少荃（李鸿章）；轮船之造，始于季皋（左宗棠）；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尽管曾国藩半生致力于洋务，他却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所谓“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他始终相信，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在中国漫长而神圣的传统中找到答案。
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另一位国学大师王运的理解则更富戏剧性。同治八年（1869年），在点校《汉书》时，王运意外地发现了火车的起源，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点《汉书》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车之道，自梁属长乐宫，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轮车道始见于史传者也。”王运甚至认为，《圣经》中引领众人出埃及的摩西，其实是西方人对“墨子”的误读。王运论证说，墨子当年离开中国，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读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实是墨子随身携带的矩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