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国内险恶形势
西北问题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国际因素是欧洲在此时处于相对和平阶段。当时，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英法对阵普鲁士、奥地利、沙俄，双方实力相当。因此，欧洲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都放到了对亚非拉的扩张上。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和欧洲宪兵沙俄，在对外立场上既合作又抗争。在中亚地区，英国、俄国、浩罕国便与中国发生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在这种大环境下，又有英国和俄国的纷争，俄国和阿古柏的争斗。不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左宗棠收复新疆之难。
国内形势更加险恶。参加角逐的有：清廷和起义军两大类。起义军包括汉族农民起义、苗族和回族农民起义。汉族农民起义有太平军和捻军的余部以及西北地区的起义，如陕西的董福祥。清廷方面则有官军、湘军、其他地方军等。
当时，太平天国带动了全国各地农民、少数民族起义，西北有陕甘回族起义、西南有云贵苗族、回族起义。而统治阶层内部存在各种冲突：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冲突；满汉官员冲突；地方军之间的冲突等。特别是当时清军实力最为雄厚的湘淮军的冲突在此时也较为激烈。除此以外，湘军内部也有老湘军、楚军、淮军三大系统间的矛盾，淮军与淮军的冲突、楚军与淮军的冲突等。
湘楚淮军的冲突同时代表着政治权力的划分，以前人们常说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冲突，而其实在这一阶段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冲突也逐渐增多。李鸿章势力的快速上升，使得曾国藩的势力范围逐步缩小，特别是淮军只听从于李鸿章，曾国藩根本无法调动，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湘淮军在平捻作战中起初失利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