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电力部的老领导回忆说，1952年春节期间，他们向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汇报过水电开发情况，谈到了在新安江能建一个大型电站，引起了陈云很大的兴趣。同年六月他赶到杭州，与另外两位专家一起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报告》，并以绝密文件送呈当时华东经委主任曾山和谭震林。报告建议修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以解决华东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供电不足。有人对此报告内容有些怀疑是有理由的，当时勘查人员仅有寥寥几个人，新安江的地质水文情况都不太清楚，1952年几个人怎么可能拍脑袋提出这什么个具体的方案，而且与后来的新安江电站“一丝不差”？
据说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这个水利部门的领导还去中南海向李富春作过汇报。据说，这份计划很快得到了“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资源的“新蓝图”从此拉开。
--其实，以上内容出自这个领导的一篇文章。因为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但当时水利部确实有这位领导，同时还是三门峡水电建设委员会的成员。在三门峡工程上马中起过什么作用，不得而知，因其非主要负责人。我倒宁愿希望这个“秘密”报告，并非是一两个人的建议在起决定性作用。
尽管可以用百废待兴和非常时期，来解释决策流程的不完善，但事实上最大的可能是，一些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聚集”，促使1952年下半年就把这项重大工程推上“非常决策”、“特事特办”的轨道。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已经箭在弦上了，新安江又有“小三门峡”之称， 一些热心开发新安江水资源的人，高呼“要搞就搞个大的”，使“北有三门峡，南有新安江”名副其实，这倒是最大的可能。
这也许是毛泽东1954年3月和江华谈话时“听说”新安江电站的由来--此时新安江的规划准备工作已悄悄进行了一年多了。
新安江工程方案最后拍板的领导，是被人称为谭老板的谭震林。解放后，担任过新四军副政委的谭震林任浙江省党政一把手，一直关注新安江的开发。在浙江工作期间，他一定了解勘察和规划的进展。1953年起，他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正是由于他的竭力推动，新安江项目与黄河上的三门峡一起，列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水电的重中之重。
其实，1955年5月初，上海水力发电设计院和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上报到华东局的设计方案一共有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