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码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只是正视过它的“优越性”，而对其“超越性”估量不足。人们以一种“工具思维”来看待制造出来的信息产品。但它的繁殖速度太快了，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已超过了全人类历史运算的总和——这不是一个造物主可以全盘控制的世界了。数码有自己的强大逻辑，有关数码的一切想象，在电影及小说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即便如此，人们仍会嘲笑科幻小说家的“弱智”，他们过于小心谨慎，总是在时间设想上出错，那些看起来很遥远才能实现的想法已成为明日黄花。
人们开始意识到，数码的发展绝不仅是“工具”那么简单，于是有了“网络思维”。在媒介信息的“内向爆炸”中，网络成为时空概念之外的一个独特存在，它的性质是“接入”，一旦接入，人便“同步”于这个网络世界。而网络世界是可以无限繁殖的，也许，这种巨大的能量只有黑洞堪与之相提并论。
上帝造人，人类又制造了“拟人”和“拟环境”。上帝不需要与人共处，而人则必须面对自己“创造”的欲望——终于可以点石成金了，在虚拟世界中，呼风唤雨、体验现实世界达不到的感觉。
一旦依赖形成，当人离不开媒介的交流、沟通与作业时，数码便倾向于压轧人的空间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信息拟态让人们可以不出一屋而知晓天下，人的肢体、行为都萎缩了。人体萎缩成“瓶中脑”，而瓶子之外的世界则由像蜘蛛一样的网络所控制，自动抓取、运行和生成。这不能不让人类在更疯狂地发明技术时，也每刻都在面临对技术的反思。
数码驯化人类的历史并未超过一个世纪，但平行运算和多任务操作的模式并不让“数码者”这么想，它们也许早已急不可耐了，人间的一天也许是它们的一年。它们急于把人类放到一个“Y/N”的菜单之中。新媒体艺术家们显然要面对更多的危机，在对新媒介材料、形式的运用和处理上，这种“工具思维”已经无法胜任形势了，优秀的艺术家希望从实验室入手，联合各个领域最好的专家，来“创造”新的体验与艺术作品。
澳大利亚艺术家斯特拉瑞克（Stelarc）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与医学家的合作。他在自己手臂上植入了一个人工耳，通过腹部的电极及其他复杂的设置，这个人工耳朵所听到的声音信号会被放大传输给观众。这只运用了生物复制技术的耳朵还可以用来接听电话，只要放置一个听筒就能做到。
另外一次，一群警察接到报警闯进来了，发现斯特拉瑞克被钩子挂在半空中，这些钩子连接有传感器，拉瑞克体内的声音被即时传输出来。
艺术的伟大目的是对“可能性”的探讨，新媒体艺术家大多数能敏锐地察觉到“媒体”与“身体”之间的多种联系：同构、互补、协作以及合成。
即便如未来学派的领袖也无法预言，数码会把人类导向何方。哲学家则在思考，“我是谁”的命题要转化成“我们（我和新媒体构成的电子人）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