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媒体为什么需要精神领袖
多年前，在我还是愤青加文青的时候，我对“精神领袖”一词无比仇视，我认为，该词割裂了平等和自由，在爱心、正义和良知的假面下，行封建家长之实。
多年后，我对当初的浅薄重新有所认识，我意识到，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我们最后一个信仰就剩下自己的职业和工作，作为新闻人，其信仰就是普利策新闻标准；作为传媒人，其信仰就是默多克帝国。我们得为自己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职业理想付出我们的敬畏和虔诚之心，这不是搞文字教，也不是传播谬论，事实是这样的：如果怀揣一颗赤子之心而不能对这个时代的进程抱定记录和推动的用心，奢谈“精神”二字不过是阳痿的托辞。忠于历史和忠于朝代并不矛盾，作壁上观和亲力亲为也并不冲突，关键在于两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有一些人走在前面。
义无反顾地走在前面的，就变成了精神领袖。席文举之于《华西都市报》的革新，江艺平之于《南方周末》的鼎盛，程益中和沈灏这对南方报业集团的“双子星座”之于报业观念的冲击，王克勤之于安身立命的新闻事业，展江之于西学东用的新闻教化，胡舒立之于财经报道，崔恩卿之于《北京娱乐信报》，何力之于《经济观察报》，许知远之于普天下的主笔，谭军波之于报刊发行，凡此种种，都将一个人演化成一个符号，演化成了一个精神领袖。
时常有“领导”抱怨，说新闻单位的人是最难管理的，一来新闻单位生产的产品既有商品属性也有社会公器的属性，不能完全按企业的那一套来；另外一方面每一个媒体从业者又都极具个性，他们是一个个与外界接触的触点，掌握的东西有时候比领导要多，有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观和见解，在业务水平上，很难说领导就比他们强，新闻部门不是官僚单位也不是企业，人家凭什么就听你的？这个时候，精神领袖的凝聚力就发挥了作用，他像一个巨大的吸盘，牢牢地吸附着众人，不远千里地投奔和披星戴月地出发因此成为平常之事。
在新闻行业，待遇、福利、机会以及个人的成长性远远不如其他行业，因为新闻本身是个流于平面化和影像化的工作，即使从记者做到高级记者或制片人，其生存境遇也不会有过多改变——付出的劳作和得到的收入不成正比。但仍然有这么多人热爱这项事业，除了对工作本身的热爱之外，也有精神领袖的带动作用。所以当“我要成为某某某”的豪言壮语从某个年轻人的嘴中说出时，千万不要打击，而要颔首赞叹，这正是精神命脉的传承。
作为精神领袖的程益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胜利不是世界观的胜利，而是方法论的胜利。”这句话颇值得玩味，是白猫还是黑猫这是世界观的问题，怎么能抓到老鼠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尽管这种实用主义哲学有其偏颇之处，然而，实用不是搞研究做学问，实用就是实务，在实务上，撇开程益中被超期羁押的过节不说，《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当然是方法论的成功。
在我看来，《新京报》的同行们在程益中离开之后，不仅没有丧失斗志，相反却更有凝聚力，这也是精神领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