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们有理由问：即令是“现代性”的道德谋划和现代理性主义的普遍规范伦理学真的已然失败，且即便是我们必须回归美德伦理传统，为什么我们必须返回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而不是别的道德谱系或道德叙事学知识图式？麦金太尔对现代伦理学的理论指正之所以最后落脚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及其传统延伸，尤其是在圣·托玛斯那里的发展（在麦金太尔看来，圣·托玛斯受惠于亚里士多德，一如罗尔斯受惠于康德，甚至比后者受惠更多），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不仅是西方伦理学中最为连贯圆融的知识谱系，而且也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之“现代性”危机的最佳解毒剂和替代品，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规范伦理失败的主要根源在于其普遍规则优先的理论策略，那么，亚里士多德主义所表达的美德伦理正好是克服这一错误策略的最佳路径。很显然，只有在那些具有相应美德品格的个人身上，伦理规范或规则才可能产生实际的道德意义，而对于一个毫无正直品格的人来说，所谓正义的原则只能是过眼的云、侧耳的风，甚或大行不义的借口。
亚里士多德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值得寻求甚至必须回归的伦理学传统，就在于她为我们指明了摆脱“现代性”道德危机的出路：向传统和历史寻求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已经失落很久的美德伦理精神！我们的道德生活并不是像那些满怀“现代性心态”（the mentality of modernity）的现代理性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真的需要一种通过宏大理性叙事或真理论证所建构起来的普遍伦理规范系统，它给予我们的道德知识并不比古希腊英雄时代的史诗、神话和悲剧用讲故事的方式所教给雅典人的东西更多，甚至更少。尼采曾经发现，后一种叙事方式更适合于揭示人类诸多道德谱系的丰富性，也因其独特的“透视”力量而更生动更充分地表达了人的道德生活，更有益于实现道德和伦理学将“未经受教化的人”教化为充分实现其可能目的或本质的人这一根本目标。我们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离开我们自身所属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共同体，不仅我们的道德生活会变得无法理解，而且我们的整个人性和人生也会变得匪夷所思。如果说传统、历史和共同体是我们作为文明人类的文化之家，那么它们也应该且一定也是我们作为道德者生活的道德之家，海德格尔的考证不单是可信的，更是值得我们回味的：“ethos”（古希腊文中的“道德”、“伦理”）的原始本意即是人之居所，它的独特意味仅仅在于，这居所离神较近，离兽较远。在此意义上看，回归历史、传统和文化共同体去寻求美德，不过是让现代人回归自我，找回失落的人性而已。
如何追求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