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伦理具有公共示范的特点，其示范性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非个人的道德作用所能比拟，即便是道德楷模的影响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问题是，社会制度伦理的示范绝不单是靠一些规约条款本身自发产生的。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管理者，官僚管理者阶层的政治德行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社会正义规范而言尤其如此。如果克林顿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公民，他与莱温斯基小姐并不十分张扬的风流韵事也许不会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甚至举世）沸扬。因为他曾经当过市长，又做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所以莱温斯基就非成为他总统宝座上一块拿不掉的热垫子不可，初暧后热，继之灼热难耐，以致让这位总统先生花费了几百万美元的律师费用。他的前任老布什总统在上任之初即设立政府道德委员会，其意也在防止他的幕僚们闹出各种道德丑剧，败坏社会的公共形象。这叫官德问题，关乎社会制度伦理的示范效应。兹事重大，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一个社会制度已然相当健全、制度资源供应已经十分充分的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仍在转型之中，仍存在相当严重的制度供应匮乏的国家来说，制度伦理以及与之关联的官德问题理所当然就更显紧要和紧迫了。“以德治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制度伦理主张，好就好在它提醒了我们：治国者以其德为治理之本。在我个人的理解中，这主张首先应该是针对政府官员和社会管理阶层的，然后才是针对社会公民的。“以德”说的不只是一种治国方式，而且首先是指一种治国的道德资格或资质：有德且富德者方能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反过来，一旦无德或败德者掌握公共权力，其治必定无效，乃至腐败，政治官德腐败即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滥用。比如，将社会的公共权力非法地转换为私人权利，运用公共权力窃取社会公众的利益和财富，等等。正义是社会制度伦理的第一原则，如同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开宗明义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一如真理是知识的第一美德一样。”官员的腐败首先必定且最容易导致社会制度的正义缺失，因为败德的官行已然轻而易举地例外于社会正义规范的约束。无论是就其道德性质，还是就其社会道德效应（影响）而言，这种官行的非正义行为例外，同样非普通公民的非正义行为例外所能比拟。因为公共权力的私人滥用比个人权利的误用在道德上要坏得多，后者只危及人际利益的相互性，对社会制度的正义只具有可能的或有限的影响；而前者则已然危及社会正义制度本身，同时又危及群体利益的相互性。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私人权利的误用或非正义通常都能够得到制止或制裁，除非社会的制度和规范系统本身的作用已经失效，或者已然不再公正。而公共权力滥用则常常难以为社会制度及时控制和制裁，相反，由于它源自社会制度结构和规范系统内部，常常具有抵抗和逃避制度规约的条件和能量（我将之称为权力的道义或职责的非法豁免），因之极有可能造成至少是两大社会后果：（1）社会非正义行为的合法例外，至少是以合法形式取得的例外；（2）必然会导致社会制度正义的示范效应缺失，甚至造成社会制度的非正义效应。我相信，这两种社会后果也必定加重社会正义局面的脆弱性，不知慈君以为然否？行文已长，不及详述，姑且作为一个题引，留作慈君与我下次会晤时续谈也罢！
急就于2002年元月14至16日。北京西北郊蓝旗营悠斋
原刊于《读书》，2002年第5期。
（慈继伟著：《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