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近来的研究运用多元启发理论审视了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的美国决策。如前所述，卡特总统及其他高层官员的决策过程反映出了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这项研究得出结论，由于这些方案会对国内政治产生消极性影响，“卡特排除了其他方案”，然后再“参照军事能力以及相关战略关切，从剩余的方案中进行选择，以实现纯收益的最大化”（Brul ，2005，99）。
3.2 国家层次分析
尽管人性对于政策决策至为重要，还是应该重视“政策决策必然发生在某一个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之内”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是最重要的一种政治结构。国家层次分析（state-level analysis）关注结构对于决策的影响，这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于政策的认识和理解。这个分析层次强调国家的特点，以及它们如何作出对外政策选择并予以实施的问题（Hudson，2005；Bueno de Mesquita，2002）。也即，在这种视角看来，最重要的是某一国的政治结构及其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次国家行为体如何促使其政府决定采用这一种或另一种对外政策（Chittick &Pingel，2002）。
对外政策决策：政府、境遇和政策的类型
研究一国对外政策如何变化或者若干国家对外政策比较的学者们很快意识到，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唯一的。相反，各国如何决策的情况极为不同。
政府类型与对外政策过程
影响对外政策过程的变量之一首先是某国的政府类型：既有绝对的威权主义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也有充分自由的民主政府（democratic governments）。一个政府越独裁，其对外政策越有可能集中在政府之内的一小部分人、甚至是总统或任何所谓的领导者个人手中。不过，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在任何个人手中，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国家太大且太复杂，因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正因如此，即使是在极端独裁的政治体系中，其次级领导人（如外交部长）、官僚、利益集团以及其他国内政治元素也能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更加开放。在那些影响威权主义政府政策的对外政策决策行为体之外，立法者、媒体、大众舆论、反对党等也会对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产生政策输入。例如，克林顿总统代表美国签订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国会不同意他的观点，因而1999年拒绝批准。然而，甚至在最民主的国家里，对外政策也倾向于由该国的高层领导所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