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成果之一是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拒绝承认天主教会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媒介。1517年路德向世人宣布他的信条，即任何人都能够与上帝保持个人联系。在数十年之内，近1/4的西欧人成了新教徒。与天主教会的第一次重大世俗性断裂发生在英国。英国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1509-1547）拒绝教皇权威，创建了圣公会（Anglican Church）。新教改革也触发了欧洲其他地方的政治-宗教斗争。名义上的问题是宗教自由，但也是重要的政治因果。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民族主义与新教徒族群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个世纪，最后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1648）而告终。欧洲实现了中央集权。神圣罗马帝国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天主教徒的君主国家（奥地利与西班牙）。许多政治性新教徒实体（如荷兰及许多日耳曼人的国家）获得了独立或自主。而其他国家（如天主教的法国、新教的英国）的独立也更加牢靠。因此，许多学者将1648年看成现代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体系诞生的标志。这个世界政治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成为了最主要的政治行为体。
主权国家的出现
封建普世治理体系的崩溃并未立刻使国家成为毫无争议且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行为体。中世纪的人们试验了数种类型的政治组织，以查看它们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当时的安全与经济需要。
早期国家及其竞争者 城邦国家的复兴即是政治组织的替代方案之一，如威尼斯。另一种是基于共同经济利益的、松散的联邦式城市联盟。最著名的商业联盟是汉萨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它成立于1358年，以打击海盗行为、保护商业为目标。同盟最终涵盖了70个北欧城市，从布鲁日（Bruges，位于现代比利时境内）绵延至新格拉德（Novograd，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力量。
重要的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或城市联盟成为政治组织的新焦点。汉萨同盟终结于1667年。威尼斯以及其他城市国家的衰退相对缓慢，但最终还是消亡了。这些试验的失败与国家的存活因某些可辨别的实用性原因而发生着。这超出了我们论述的范围，但关键的一点就是“主权国家取代了城市联盟、城市国家……制度赋予其动员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Spruyt，1994，185）。国家最能承担起管理商业、巩固国防以及其他方面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