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行
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会宣称本方是正义的，而对方是邪恶的。（在海湾战争中，老布什总统故意将萨达姆·侯赛因的姓发成了“所多玛”，意为罪恶之地。而萨达姆则称老布什为“邪恶的布什”。）无论哪一方说的是真话，他们的目的都不可能是真正圣洁的，而他们的对手也不会是彻头彻尾邪恶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方总会举出对手的一些恶行作为证据，这些恶行往往会被描述成“十足的恶魔行径”。如果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编造出来。哈罗德·拉斯韦尔1927年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中有一章提到了“恶魔崇拜”，其中这样写道：
“讲述敌人所犯下的暴行，是引起人们愤怒情绪的绝好办法。它在人类各式各样的冲突中屡试不爽。这样的故事即便不是原创，效果也不会打任何折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只是因为拿着一把木手枪指着那些侵略者，就被残忍地当场杀害了。其实，这个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十多年前的普法战争中，就已经被引为经典案例了。”
或许有的暴行故事的确有不少事实依据，但是大部分此类故事都是相互借鉴的。有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独裁，而独裁本身就是一种暴行；我们自己有时在战争中也会有不少暴行，甚至在和旧盟友反目成仇之后，也绝不手下留情；有些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其实也完全是我们咎由自取的。但是，如果想要让民众支持战争的话，淡化、掩盖我方的暴行，夸张甚至是编造敌方的暴行，是非常有必要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曾经对菲律宾人的暴行横加指责，而对美方军队在当地的所作所为避而不谈。难道类似伤膝河大屠杀那样的暴行，已经成了美军的行事标准了吗？美军曾在菲律宾的一个休眠火山口，对60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其中不少人是妇女儿童。更令人发指的是，美军指挥官竟然对这一行为表示非常赞赏。
在发起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使用化学武器”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大罪状。而我们在宣传的过程中，一定会避免提起一点：萨达姆其实是在美军的协助下使用的化学武器。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曾写道：
“一件事究竟是好还是坏，并不在于这件事本身怎么样，而在于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而那些令人出离愤怒的行为，如严刑拷打、关押人质、强迫劳动、大规模驱逐出境、秘密囚禁、制造伪证、暗杀、轰炸平民区……只要是己方所为，那它们的道德色彩就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那些国家主义者们不但不会对这些行为表示反对，甚至不会承认这些事情真正发生过。”1
有时，我们不得不去怀疑：这些暴行到底是不是战争策划者们发起战争的真正原因呢？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难道战争就是防止暴行的最佳办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