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3日，一名来自西非的移民阿马登·戴尔罗（Amadou Diallo）晚饭后在夜色中步入自己在南布朗克斯的公寓。此时，四名便衣警察正在一辆并不显眼的福特金牛车上巡逻，开进了戴尔罗所在的街上。其中一个警察注意到了戴尔罗，觉得他看起来符合该地区一年前发生的强奸案中的罪犯素描画像。警察们走出车来，在戴尔罗即将进入他公寓前厅时命令他停下来。事实上，戴尔罗并没有犯罪记录，他是一名街头小贩，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在业余时间，他修读高中的学分以便上大学。当警察接近他的时候，他伸手去找自己的钱包，或许是在找一些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但是“黑人伸手进自己的口袋”这一动作却成为一个警报的信号，四名警察一点都没有犹豫，向戴尔罗开了41枪，致使其当场死亡。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2001年4月7日晚上，一个辛辛那提市的警察跟踪19岁的蒂莫西·托马斯（Timothy Thomas）走进了一条小巷，并命令他摊开双手，托马斯还来不及答应就被开枪打死了。2006年11月25日，在纽约市皇后区的一个脱衣舞俱乐部的停车场上，警察向肖恩·贝尔（Sean Bell）开了50枪导致其当场死亡。托马斯和贝尔两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同时也都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贝尔本计划在第二天结婚。
警察通常不得不迅速地做出判断，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分析这个人是否构成威胁。然而，在戴尔罗、托马斯和贝尔的案件中，许多人怀疑警察如此迅速地做出开枪的决定是否受到了受害者种族的影响。托马斯是过去6年中第15个被辛辛那提市警察打死的美国黑人；而这6年中没有一个白人被警察打死（Singer，2002）。如果戴尔罗和托马斯是白人，警察的行动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更概括地说，在像上述案件那样的生死抉择的情形下或是人们每天面对的日常生活的情况中，人们是如何评估他们所处的社会性世界并决定如何行动的呢？那么，本章的主题便是：人们分析和思考社会性世界的方式。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研究，即人们思考自身和社会性世界的方式，包括他们如何选择、解释、识记和运用社会信息；其假设是人们通常努力形成对世界的准确印象，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做到了。但是由于社会思维的性质，人们有时会形成错误的印象，就像警察认为阿马登·戴尔罗想拔枪。
为了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他们的社会性世界以及他们的印象可能有多准确，我们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社会认知。一种思维是迅速且自动的：警察没有丝毫犹豫地判断出戴尔罗的口袋里会有什么；当他们看见他伸手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便开枪了。他们“不假思索”地采取了行动——也就是说，对他们的所见不加以有意识地深思并且不去判断他们的假设是否正确（Bargh & Morsella，2008；Lundq vist & Ohman，2005；Richeson & Ambady，2003；Shah，2003；Wilson，2002）。
当然，人们有时会停下来思考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并仔细地思考行动的正确方式，你可能会花数小时来考虑一些你生活中的重要决定，比如到哪里上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以及是否和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这是第二种社会认知——控制性思维（controlled thinking），它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考虑。大部分时间社会认知的自动和控制模式都合作得很好。想一想一架能够依靠自动导航飞行的飞机。自动导航能够监测成百上千的复杂系统并对大气情况变化做出即时调整。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动导航是够用的，但是有时人类飞行员接手飞机并人工操纵飞行是很重要的。人类也有“自动导航系统”来监测周围的环境，做出结论并引导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也能“超越”这种自动的思维，慢慢地仔细分析。我们将开始审视自动化思维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