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女性和贵州的孩子们
一个名叫关德琳 (Gwandoline)的妇女在本学期开始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电子信，介绍她自己对中国文化有兴趣，问她是否可以旁听我的课“自我与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导读。”我回信说可以，来吧。在美国教书我似乎有种使命，学习中国的文化，人来得越多越好。我只是回信说我恐怕不会看她的作业，因为我实在太忙。她又回信说，她不做作业，只要来听我的课。一切就这么定了。
那天我进教室看到她，是一个中年妇女－－普通的中年妇女，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见到的那种妇女。她大概有五十岁左右，穿得很简单，甚至很朴素，但又似乎是个职业妇女的模样。短短的头发，瘦弱的身材，个子不太高，戴着一付眼镜。见到我，她用中文对我说：“你好！”我惊讶地问她会说中文吗？“一点点，一点点。”她的声音很轻柔。我问她哪里学的，她说在哈佛大学她选过中文课。我再用中文问她， 她笑着摇头说她听不懂了，她说她的中文名字是关德琳。
关德琳就这样坐在我的课堂里。我们每次也都用同样的中文问好，交谈两句，也很简单。一天下课的时候她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她安装一个中文软件，因为软件的解说是中文的，她看不懂。因为碰巧我也用同样的中文软件，我就答应了。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到她家去，她要请我吃饭，我同时去帮她安装软件。
我到了她家，发现她住在退休的人居住区，房子是新的，才知道她才从波士顿搬到缅因州，搬来不太久。她独身一人，没有孩子，只有两只猫，一只叫PUYI，另一只叫玉。她笑着解释说，PUYI很高傲，有帝王的尊严，所以她用中国末代皇帝的名字命名他。我开玩笑说，中国末代皇帝就是她的孩子了。她一边说对，一边说我说的不对。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说她实际上有很多孩子。我问她的孩子在哪里。她高兴地说，他们都是中国的孩子。“我有九十个中国孩子！”
我楞在那里，看着她，她得意地解释，“我有九十个中国孩子，我赞助九十个中国孩子上学。你知道中国的希望工程吗？我给九十个孩子钱，让他们上学。”
我真的楞在那里了。我没有想到这个独身的女性，一个退休了的普通女人，会赞助远在中国的失学儿童。我突然觉得很惭愧，上课很忙，我从没有问过她的生活，更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就没有到软件上去，都围绕着她是怎么发现和开始帮中国孩子上学的。
六年前，她偶尔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谈到贵州失学儿童的情况。她读了后，很震动，就给写了那篇文章的记者写了一封信，询问她怎样能帮助中国的失学的孩子们。<<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泰勒回信说他可以帮忙把钱给学校。就这样，她把第一笔钱送到了贵州省一个贫穷的乡村。据说，在这个乡村里，因为穷，很多孩子都辍学了。她连续不断地给这个学校钱，学校似乎是以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来算他们总共需要多少钱，向她报帐和要求资助的数目。这个期间她两次去中国，到她赞助的学校去。可惜两次都因为交通困难，她没能到达那个乡村。那个乡村实在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后来，泰勒转到别处工作，她就直接把钱给当地的教育局，教育局再把钱给那个学校。教育局的王太太是联系人。“王太太是好人。我很信任她。”关德琳告诉我。她说她虽然没有到过那个学校，但是，她见到过那个学校的校长，还有很多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