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22日宗白华在《哲学研究》栏内发表了抱一（易白沙）的《墨子的人生学说》一文，尽管他不同意该文的观点。11月27日宗又在评论栏内撰文《中国的学问家?沟通?调和》，不点名地批评了抱一。郭沫若对抱一的文章早有看法，读了白华此文更加有同感。“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于是给白华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后两人频繁通起信来，千里神交，引为知音。
宗白华鼓励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郭沫若尽量写诗，为此1920年1月宗在《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而代以《新诗》栏。郭凡有诗寄去，宗毫无保留地发表，甚至有时用《学灯》整个篇幅。（1月的《新诗》栏共出了四回，而四回的“新诗”栏都尽为沫若的诗所独占！）沫若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产品有了销路，他的诗兴大发，于是沫若的诗像潮水一样接连不断地在《学灯》上涌现出来。1月有《晨安》《立在地球上放号》《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死》《匪徒颂》《凤凰涅槃》等十几首。2、3月又有《心灯》《炉中煤》《天狗》《叹逝》《登临》《日出》《光海》《风光明媚的地方》等十数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大量地编发一位无名作者的新诗，在《学灯》编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报刊史上也是罕见的。
郭沫若一登上诗坛，就以磅礴的气势震动了诗界，征服了读者。后来朱自清在为新文学大系的《诗集》作导言时，曾把郭沫若称作“一支异军的突起”。这种异军突起的产生不能不归功于宗白华的魄力和胆量，如果不是宗白华为郭沫若提供《学灯》的阵地，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他的大量作品，郭的“异军突起”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