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旨四：
前因兵勇改用洋操，以至服饰一切，均用洋式，贻误匪浅。当经谕令各省，一律仍归旧制，惟恐各省或因改练业已成军，惮于纷更，仍沿用洋装洋号，将来必致为害。著再申谕各路统兵大臣，务即悉数更换，统归中国旧日兵勇服饰，是为至要。
裕禄禀奏的力保义和拳头目的上疏：
再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兹有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带同所部五千人，于本月初二日到津，谒见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现饬择地驻扎，听候调遣，并酌给军火粮食，除候立有功绩，另行奏奖外，理合附片具奏。此次各团总，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合并陈明。
从以上几份圣谕中可以看出，一则说童子都能拿起兵器抵抗外来侵略，这是祖先的庇佑。一则说下令各督抚召集义和拳加入民团，一定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裕禄先前出的禁止拳匪的告示和后来上奏的保义和拳的奏折，前后判若两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裕禄恪守朝廷的谕旨罢了。然而以上种种谕旨对于清朝的大臣来说，真是太难实施了。况且当时袁世凯又处在义和拳兴起的地方，所以他面临的困难就更多了。虽然已经很难，但袁世凯的困境还不仅限于此。
北京天津的拳匪蜂拥而起，山东的义和拳也闻风响应。袁世凯所操练的各军队都驻扎在各州县，就义和拳进行防范，忽然收到朝廷的谕旨：
袁世凯著率领所部，迅速来京勤王。……此旨著裕禄转传，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袁世凯的军队自训练以来，学习的就是西洋人的方法，包括服饰、器械和一切号令都没有沿用清军的旧制。当时山东人民见到袁世凯的军队，都叫他们“二毛子”（ 因为他们的军装短小和洋装相类似 ）。现在想让袁世凯将军队把这一切全部都改了，这岂是仓促间能办成的？这只是袁世凯的第一个难处。
谕旨命令他北上勤王。如果不去就是明显违背诏书的命令，作为臣子却不去救助处于苦难之中的君主，这岂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所能容忍的？如果仅是派去几千名士兵又哪里是八国联军的对手？况且袁世凯是义和拳的公敌，当时义和拳的气焰正盛，所以袁世凯绝对不会被他们所包容。袁世凯现在明明是在步许景澄和聂士成的后尘，与义和拳同归于尽，这是他的第二个难处。
所以说庚子年的五六月间是袁世凯生平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袁世凯虽然接到了圣谕，但是仍谎称没有接到军报，借故拖延。袁世凯手下的人替他担忧，一再向他陈述其中的利害关系，袁世凯却置若罔闻。当时京津一带哄传袁世凯是汉奸，想占据山东而自立，袁世凯也好像没听到一样。加上裕禄被义和拳所迷惑，捏造战绩，说大沽口被夺回靠的是义和拳与红灯照的神力，大家居然都信以为真。裕禄将这些战绩用电报发给袁世凯，并嘱咐他将此转告给东南各督抚。袁世凯接到这份军报，当即就把它烧了。此时，不仅顽固派不知道袁世凯的作为，就连袁世凯手下的人也不明白他这么做的用意。凡是从北京到山东避乱的官绅都劝袁世凯去勤王，袁世凯置之不理，只是毫不懈怠地在山东清剿拳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