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去世之前才明白李鸿章其实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从经历的事情中吸取了教训，换句话说，即一个军事实力薄弱的国家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更不要主动挑起战争。因此，左宗棠最后凭着自己那宽阔的心胸弥补了此前对李鸿章所做的不当之处；不过，其他各省和左宗棠同级的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仍然没能认清现实，仍然对李鸿章所持的对外策略极度蔑视，甚至这些人直到合上双眼，仍固执己见。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旅顺口被日本人攻陷之后，皇帝为解决问题，急忙召集各省的最高官员，令他们就战争是否继续下去呈递奏折，提出自己的看法。结果是一半以上的官员强烈要求与日军对抗到底，寸土必争。而这些上奏的人中，无一人具备战争知识，有作战的经验，更不曾有一人提出如何积极作战，以及积极作战的具体步骤；而李鸿章这位在他们看来胆小而令人唾弃的总督，恰恰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反而无形中表达了对李鸿章的有力的赞扬。
张之洞与李鸿章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批评家和对手之间的关系，单纯凭借经验做事而想法不合实际是张之洞的特点，相反，具备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则是李鸿章做事的原则。1880年，即日俄之间因为伊犁而关系紧张的时候，张之洞第一次名扬朝廷就是靠着自己言辞犀利的政治批评家的身份，不过，他之所以会凭着这样的角色而出名，完全是由于他具备渊博的文学知识，以及对民众的心理把握程度，当然他不是依靠在斗争于民众中间形成的巨大的影响力。正如张之洞在后来坦承地那样，1880年6月1日，尽管当时自己是李鸿章的崇拜者，不过他仍在呈递给朝廷的奏折里针对《 里瓦几亚条约 》进行了强烈的批驳，奏折中用以作为证据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对所探讨话题的背后潜藏着的危险的无知，而且还暗藏着以乱发牢骚的方式对同事表达敌意的目的。他在奏折中向朝廷提出建议，建议不但要对主持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特使崇厚进行处罚，还要对此条约予以拒绝，此后，他又进一步说明了中俄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可以获得取胜机会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让朝廷强迫李鸿章用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朝廷对他的信任，并督促朝廷将拨付给李鸿章的用以筹备海军的费用花掉。以上内容就是出自那篇奏折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中所隐含的教育特征极其明显：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德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而胜则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罚。
设即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所用。俄人蚕食回疆，吞并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以此开悟英使，辅车唇齿，当可同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