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吓，等不到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对他进行袒护。或者担心李鸿章反叛，姑息调停，而不知道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不是不敢反，而是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都是贪利小人之辈，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这就是他不能反之的实在情形也。如果能反，那么他早就反矣。既然不能反，他就犹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再有我皇上，而且不再有皇太后，所以敢用雾气之说戏侮之也。
臣对此深以为耻，只希望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果能这样，那么将士如果不能奋兴，倭贼如果不能破灭，那么请马上斩臣以正其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在不害怕，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对于中国失败的原因，进步人士和中国南方的革命党人经常将其归结到大太监李莲英的身上，并以此说法作为攻击满清政府的武器，不过在此时时刻，慈禧太后敏感的自尊心会因为这种直接的进攻方式遭到伤害，从而激起她对李鸿章的强烈保护欲。对于整个中国的官僚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对自己要保护的人进行谴责，并对他所构想的中国外交关系前景加以诋毁，在此过程中，太后持相当淡然的态度，既不刻意表现出在意之情，也不表现出犹豫退缩之意。对于安维峻那措辞犀利的奏折，她所能给予的就是一纸敕令的答复。安维峻由这个赦令得到的结果就是被解公职，同时发配到边境驿站上。对于这种做法，慈禧太后借由皇帝签字的一道圣旨如此说道：
近因时事多艰，所有遇言官论奏，没有不虚衷容纳，纵然措辞失当，也不会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
像这样的肆口妄言，一点忌惮都没有，如果不严行惩办，恐怕开离间的开端。安维峻马上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着掷远。
如同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的那样，1900年，李鸿章倾尽自己的余生之精力对慈禧太后的知遇之恩予以报答。在那次事件中，从广州急速返回北京的李鸿章尽全力挽救由于太后的愚蠹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北京和谈中，他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俄国和其他列强之间撕破脸皮，从而达到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正是凭着他的这种治国之术，慈禧太后才在自己的权威没有受到影响的前提下安全地返回北京城。同时，这种做法也将大太监李莲英处于死亡边缘的一条命救回。凭着他过人的精力和超凡的外交能力，这位77岁高龄的老大臣受命和列强坐在了一张谈判桌上，最终以自己的能力和辛劳赢得了满朝上下以及外国人的敬重。对于他来说，其一生事业中最值得骄傲、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任上为自己的国家倾尽自己最后的能力；我可以相当负责任地说，在中国，不曾有其他官员能够如同李鸿章那样，在1901年的北京草约中借助谈判，为中国取得这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