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时任代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同外国人一起合作整编接受过西方兵法训练的步兵与骑兵，谋划制造汽轮的相关事务。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外国人的行为举止均出于正直诚实的规矩与和平友善的原则，认为外国人对中国并未居心叵测。明白了上述铺陈于我们面前的事实之后，我们才能够在别的事情上作出正确的论断。
因此，在此种想法的指导下，李鸿章认为：
在同外国人接触之时应当采取适宜的政策。某些事务的处理则无须过于迫切而匆忙，居于皇城的外国大臣很明显也并未有要求即刻得以处理的打算。
倘若皇帝成年之后可以采取所提议的政策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样，难以解决的局面则不会出现了。
李鸿章终其一生均坚信此政策的可行性。距他对此政策进行细致阐述三年之后，他取代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一职。在此职位，即为大清帝国最为紧要的省城与都城的外交前哨的职位上，他马不停蹄为清王朝奉献了大约有25年之久，在此期间几乎从未间断。根据大清王朝的法典，长时间担任相同官职是违反惯例的，不过老佛爷慈禧太后自己就是王法，她总是在这些事情上标新立异，开历史之先河。慈禧太后知人善任，判断与鉴别力极强，所以，依据自己的鉴别力，她绝对有理由认定李鸿章在此事中是无可非议的。尽管总是有因为妒忌或者蔑视外国的大臣对李鸿章进行口诛笔伐，驳斥他奉行投降政策，不过太后很快就倚仗经验了解到，在同欧洲人的战争里，官僚之中并无一人可以如同李鸿章一般拯救中国的形象与尊严，也并无一人可以如同李鸿章一般与兵临城下的敌人镇定地进行商谈。
在处理同外国人的关系上，李鸿章极力主张的原则以及采用的方法在之后被广泛地学习与利用。然而，单纯就它们和李鸿章所担任官职的地位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则会明显地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只要是在李鸿章活动的区域之中，但凡是他所处理的任何事件，李鸿章均会深信不疑地施行着和平调解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上文所提及的奏折中以及很多别的场合下均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奉行这样的政策，李鸿章因此令自身成为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批判对象，他对此非常明白；所以，他总是被批驳为懦弱无耻与崇洋媚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方面遭到了御史的斥责与弹劾，而另一方面，张之洞与别的碌碌无为的空想家亦对其的和解原则极尽嘲讽之能事。李鸿章生性平和，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的毁损者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李鸿章的政策主张与外交手段是因为他对清政府无力阻止西方列强的扩张的肯定，这是绝对正确的看法。他并未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洋洋自得，反而以巧妙的方式与西方列强斡旋；与此同时，他倾个人之力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试图令自己的国家如日本明治维新一般摆脱财力贫乏、国势衰微的处境。重组华北的防御体系亦是他的计划之一，但是地方自治制度却令他的这一目标难以推进。但是，倘若其他人反过来控诉他，他完全能够对这些批驳自己的人指出，他们当中并无一人可以给出更完善的建议或连贯可行的政策。他亦可以怀着理所应当的骄傲的情绪指出，因为他在自己的辖区之中严禁任何对外国人的攻击行为，所以，他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攻击的理由与成功的概率上较别的总督而言做得最好。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都一致认为，倘若1900年时李鸿章依旧在天津任职，那么义和团运动绝不可能持续壮大甚至超出山东省的范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