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将李鸿章定位在更侧重是一位具备高度政治灵活性的聪慧睿智的政治家的话，我们不能忘记，除却儒家学说之外，李鸿章所拥有的人与事物的知识，和其他普通的官员一样，同样是浅显易错的。此外，我们脑海之中必然会有此种想法，觉得作为一名中国官僚，李鸿章的官场生涯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的真正基础在于他拥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类似于一位书法家使用技巧来掌控毛笔的能力。要知道，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历久弥新的文化，是经过积淀，通过持续的创新发展而来的，实际上并非经由创造而来。在中国，对书法文字的尊崇已经形成一种潮流，更是一种风气，同样是用来获取美名，笔的力量一度远远大于剑的力量。所有读书的中国男子都树立了要官居九卿的理想和抱负，而他们思考模仿所使用的临摹本就是出自书法艺术家的手笔。德高望重、颇具盛名的书法家所书写的范本被做成卷轴，供他人以宗教式的热情世代珍藏品鉴。李鸿章早年在翰林院做官之际，他的书法也一度为人所夸耀，他因此的确得意了一番。有本“传记”中有如此一段记载，所注的日期为1846年1月，记载的此段轶事似乎的确是真实的，介绍的是李鸿章的一位同窗让他赏鉴几幅原作之时，李鸿章所说之话：
将此事明白地告知于他，对他而言则实为极大之伤害，我无法这样做。他所使用的形象的虚构好像非常有趣，不过他的言辞过于平淡，仿佛市井百姓的俚语。不过，我最后仍旧批评了他的原作。他所作的为草书，字体不仅不美观而且颇为低俗。在我为他展示了部分出自我的手笔的行书作品之后，我认为他应当受到了些许的打击，我的行书字体优美流畅，在空白之处还有精雕细琢的美丽的色彩作为装饰。
这绝对是一种过于天真的自满情绪，甚至在李鸿章奄奄一息之际，他仍然在拿此种自满的眼光来对自己的成就进行审视。不过他的确有资格自满，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并凭借自己对毛笔与生俱来的运用技巧不断攀登到这门悠久而古典的艺术殿堂的顶峰，他怀着非常伟大的奉献精神对那些一成不变的、固执死板的中国诗歌艺术进行培养，他的超乎寻常的记忆令他可以从经书与其注释里引用数不胜数的、丰富的材料。李鸿章首次在曾国藩的军队中担任职务，毋庸置疑就是他聪慧睿智的结果，亦是其辛勤劳作的合适的回报。至此为止，他才由单纯的能力与意志力方面的声名远播正式踏上了成功大道。与此同时，李鸿章对传统教育的巨大热情令他在全部的方面均可以成为并持续作为一名正统的中国官员。他了解部分的数学知识与天文学的部分基础性概念，不过他所了解的知识大部分都源自儒学文化领域，详细的内容大部分均为史前的陈词滥调，这当中包括关于治理国家的妙语良言，亦有被古人当作社会经济和礼仪规范的名言警句。作为文学家，李鸿章并非如他的同僚兼政敌张之洞一般是一位笔锋尖刻的散文家；他笔下的奏折与公文多因笔触清澈透亮，语言非但没有公文史上一贯的晦涩委婉，反而直白简要而独具特色。然而，正是由于他的睿智与精力，他才如当时全部的官僚一般踏上了自己的宦海生涯，却丝毫不曾稍微察觉某些重要的事情与力量已然降临在古老的中国身上，即将颠覆中国洋洋得意、自视颇高的古老传统。他较其他官僚更迅速地察觉出中国的统治者用来与西方的机械发明对抗的武器既非高雅的书法也非玄妙的传统知识。不过，意义深重的是，尽管他察觉了这个问题，在他年富力强之际却并未如同伊藤博文一般对蛮夷强大的奥秘亲身钻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