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中国在地理上仍旧处于与世隔绝的地步，在政治上仍旧沿袭着其自给自足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其人口的过快增长必将受到这两种情况的影响；同样，这种人口过剩的现象也必将由这两种情况导致的大规模的灾难来减少。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无奈的命运，也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习惯于接受的现实。在为了生存而爆发的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在国家组织机构的凝聚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这个民族得以恢复的力量也会更为强大，于是它可以让自己在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中全身而退。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的以法治国的原则，以德治国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也令它将自己的文明建立起来，那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也是最令人尊敬的文明。纵然历经无数的灾难，这种文明仍然顽强地建立起来。遗憾的是，在历经几位皇帝的统治后，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日益腐朽，单凭传统的道德法则已经无法继续它的统治，这就使得不同于从前发生的任何一次动荡的太平天国运动，得以借助于严禁延续自然的法道去将其推翻。尽管最后在外国人的武力帮助下，这个已经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的统治得以延续下来，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但是它在老百姓心中的权威地位已经开始动摇，而且想要恢复它固有的权威地位的希望极其渺茫。在目光远大的人看来，这个东方大国已经面临着变化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正日益迫近，等待着它的未来之路将是越来越暗淡。
李鸿章本来是曾国藩手下的一名军官，在共同对付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他和戈登、华尔、白齐文等外国人相识，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与这些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可怕的现实摆在了自己的面前，那就是：这些欧洲人所拥有的军队力量是那么强大，中国仅凭着当时的军事和治国之策，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而且，他清醒地看到，中国如果想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依旧沿袭传统的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必然的结局。于是，自那之后，他穷尽一生的力量想让自己的国人明白这个事实，走在为了让国人明白这个事实的艰辛的道路上，李鸿章以近代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影响着当时中国整整一代人。也因为如此，他被世人看作19世纪的一位佼佼者。本书就以阐明这一影响及其产生的方式为写作目的。
1867年，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谈到了西方思想对中国人的冲击是相当可怕的，必须将国家的政府系统和防务加以重新组织，以此对抗这种必要性。可以说，这份奏折可以用来对他此后的外交官和行政官经历中的一些做法进行解说，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因为这个观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其下不断地添加附注。不过，只是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对此观点投以关注的目光，因为提出这个观点的李鸿章是当时的湖广总督。他在奏折中指出，因为中国面对外国人的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力量无以应对，因此请国家一定要进行革新。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国家的政治情况，鉴于满朝官员对西方思想的戒备心理，鉴于各省总督和首都的各重要部门的实际情况，要将这样的一份奏折呈递给皇帝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满朝官员中，不管是当朝的皇帝，还是御史等高级官员，甚至普通的士人，都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始终将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中央帝国，对其他外来的国家不屑一顾。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位大总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中国的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加以解说，而这种特征对于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都是一样的。从理论上分析，自从远古时建立国家，直到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完全专制的统治，而这个统治借助于儒家学说，贯穿于历朝历代人民的思想中，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然而事实上，除了那位处事果断的乾隆皇帝，其余身处万人之上的皇帝毫无创新意识，他们就如同政府天堂这座建筑上那颇具观赏性的盖顶石，被国家的法令和制度限制着，每天按规矩例行公事，以至于和被长期囚禁于紫禁城的囚犯没有什么差别。作为奉天命行事的皇帝，他本身是家族体制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祭祀长，其肩上承担着执行依照先圣规范而制定的仪式的重担。每每遇到诸如皇帝的花费和个人的费用等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不得不将希望首先寄托于官员们的善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度上，最后，甚至要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在需要对事情作出裁断的时候，他缺乏自主权，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那些地位最低的官员。实际上，那些看似由政府发出的专制权力，却掌握在这些官员的手中。不过，纵然这样，就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样，这种专制权力还是随时受限于人民对其的反叛性，也会受限于道德力量，这个中国管理制度的权威结构的基础。所以，实际上，人民天性中对民主的渴望不断磨炼着官场上那种理论上的专制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