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三十年有很多法律方面的研究，使各界对于法律、产权保护更加尊重。在执法力度较强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从整个资本市场或者金融体系发展的力度，和那些对于法律不够尊重的国家相比，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而中国则对整个法律和金融体系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在过去的30年，正好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是在一个相对疏松、宽泛的范围体系，在相对比较弱的执法力度下，取得了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
这一点有矛盾的方面，也有可以调和的方面。矛盾的地方在于，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是在产权相对比较明晰的环境下发展的。如果产权明晰而法律不明晰，就会导致很多交易难以完成，或者难以得到长久的执行。这会影响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在经济发展初期时，对产权的界定相对比较模糊。无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是从集体所有制向个人所有制的转型，这里面有很多财富其实都是通过产权的界定和划分，逐渐地融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内资本市场存在很多痼疾，很大程度上不是资本市场或者监管部门可以控制的，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法律的基本构建问题。
中国这方面的局限性在于，法律和行政之间的界限非常不明确，有很多行政机关以法律的名义创设出很多规章制度，和整个法律体系并不一致。另外，行政体系的力量远远大于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力量，所以，权力分配需要有所调整，失衡的状况才能扭转。
正因为有了市场经济的理念，有了对货币和财富的追求，公众对于信息披露、对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向往也特别迫切。
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成为上市公司高管，就可能会导致他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力度更大。从这个角度讲，商品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的法律、政治法律、民主机构有推动和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