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哲学文本出自南亚，即今天的印度，时间要比苏格拉底早一千多年--即三千年前。《吠陀》（Vedas）这个著名的文本，是世界上许多伟大宗教的一个来源，首先形成了所谓的印度教（在许多个世纪中，它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地方宗教信仰和实践的集合），随后为佛教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样，在苏格拉底之前，中国有一位谦虚的教师叫作孔夫子，他开启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哲学传统，与之并行的是另一种名为道家的中国哲学。当然，在中东的古波斯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熔炉里，也有大量的哲学活动。此外，在苏格拉底出现之时，哲学家在古希腊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因此，世界已然沉浸于哲学之中。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期说成是“轴心时期”，并且说这是文明的转折点。
卡尔·雅斯贝尔斯，“轴心时期”
似乎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中，以及公元前800年与公元前200年之间发生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一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简称为“轴心时期”。
这一时期集中了最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活跃着孔子和老子，包括墨子、庄子、列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内的中国哲学开始出现；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和佛陀，并且像中国一样，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到唯物主义、诡辩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在伊朗，琐罗亚斯德传授着这样一种富有挑战性的观点：世界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出现；在古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悲剧作家们，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几个世纪中，仅仅为这些名字所蕴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方发展了出来。
这一时代的新颖之处在于，所有这三个地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作为整体的存在，意识到自身及其限度。人类体验到了世界的恐怖性和他自己的无力。人类探询根本的问题。面对虚空，他争取解放和拯救。通过有意识地承认自己的限度，人类为自身树立了最高目标。人类无限制地体验着自我的深奥和超验的澄明。
这本书尽管是以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为基础，但是，牢记这些亚洲的传统也很重要。许多评论者设法概括“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这种做法非常荒谬，这特别是因为人们认为，西方传统既包括希腊人以理性为导向的遗产，也包括希伯来人和基督徒以信仰为导向的宗教，最后也包括了伊斯兰教。此外，在亚洲，观念的多样性巨大无比，其中有“一切即一”的古代《吠陀》哲学，世界和自我皆空的佛教哲学和以道为导向的中国哲学。但是，对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做一个非常简单化的新评论，或许有些价值。首先涉及古希腊产生的哲学与中东（小亚细亚）哲学和古吠陀哲学之间的亲缘性，尤其是它们对于统一解释的共同迷恋。（想想“科学的统一”，这甚至在早期希腊哲学和一神论中就很明显，后者可以说规定了三大“西方”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