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十年，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理论方面，内生的技术创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分析，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框架去解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并解释为什么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会一直高于其人口增长率。从索洛的工作中，我们知道了资本积累（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从贝克尔（Becker, 1992）、赫克曼（Heckman, 2006）、卢卡斯（Lucas, 2004）和舒尔茨（Schultz, 1962）等人的贡献中，我们也了解到通过新知识的扩散或“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而且通过贸易刺激和大学毕业生工资溢价还可以加速这一过程。从诺斯（North，1981）的著作以及阿西莫格鲁等（Acemoglu et al., 2001）、格雷夫（Greif， 1993）、格雷泽和施莱弗（Glaeser and Shleifer，2002）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增长主要是由创新和制度驱动的，在这些国家中，创新活动受到鼓励，创新条件得到满足。从罗默（Romer）和卢卡斯和内生增长理论中，我们了解到需要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关注点集中到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上。总之，我们知道了很多关于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的这些要素。
在实证研究方面，像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这样的标准化数据集，使得系统研究高增长和低增长国家之间的差异成为可能。具体而言，这些差异有：
·初始条件：如生产率、人力资本、人口统计结构、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
·政策变量：如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公共支出的水平和组成、税收和监管。
·制度变量：如总体治理指标、行政管理能力、法治状况、产权保护和腐败状况。
基于跨国回归的各种研究已经证实了条件收敛的想法：即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初始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随后的经济增长率较高。投资和人力资本（如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所占产出的份额通常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与此相反，人口增长（或生育率提高）和政治不稳定（以革命、政变或战争的频率衡量）通常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市场越扭曲（以外汇的“黑市溢价”或其他贸易障碍衡量），增长率越低。而金融市场越发达（例如，以流动性资产相对于收入的规模衡量），增长率越高（Mankiw , 1995）。
但也许是因为歌德所说的“疑问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增长的研究在识别不同国家可操作的政策杠杆以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方面，仍面临显著的方法论上的困难和挑战。迪顿表达了经济学家们绝望的情绪：“实证主义者和理论家似乎比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的任何时候都离得更远。然而，重新统一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这种分离就没有了长期的科学进步。”（Deaton, 2009, p. 45）几十年来，理论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完美和抽象的模型，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方法可循。
此外，与大多数新古典模型的预测相反，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收敛是有限的。以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例，美国（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大的国家之一）比邻近的墨西哥高3倍，比印度高16倍，比刚果民主共和国高145倍。而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无论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 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不是必然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一些国家已经成功赶上了最先进的经济体（德国、法国和美国是在19世纪后期赶上的；北欧国家以及增长委员会报告中提及的包括日本在内的13个经济体是在20世纪赶上的）。
[1] 从1870年到1990年，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增加了五倍（Pritchett,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