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增长研究的分析建模者必须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技术变迁——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内生化。第一步是设计一个由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增所驱动的持续增长理论。如果收益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递减的话，这个过程可以一直进行下去（Romer, 1986）。第二个，也是更有效的办法是抛弃完全竞争假设的束缚，将不完全竞争和研发理论加入到增长模型中。这种大胆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中的新思想不会耗尽，以及为什么从长期来看人均收入可以保持正的增长（Romer , 1987, 1990; Aghion and Howitt, 1992; Lucas, 1988）。
后来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学说保持了非竞争的假设[1]，因为技术确实是一个不同于资本和劳动的要素，它可以以零边际成本无限次地被其他厂商利用。但重要的是要采取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更好地理解技术的公共物品性质，并把它看做一个部分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因此，这一波研究将技术重新分类为一定程度上由私人控制的物品，而不仅仅是公共物品。通过将它定义为部分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给它某种程度的排他性或获利性，从而使得生产和使用技术的激励成为可能。从完全竞争走向非完全竞争，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巨大回报。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技术和生产要素的积累看做外生变量，而内生增长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会通过新思想而不断发展，从而为技术前沿模型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
另一个令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技术扩散会在一些国家发生，并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却没有扎根于其他国家。日本、新加坡和智利成功地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启动了自己的产业升级，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和尼泊尔却做不到。除了初始禀赋、历史和社会政治路线的差异外，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后者达到和前者一样的经济绩效呢？
在回答这一关键问题时，很多有趣的可能性最近得到了探讨。一种选择是为内生增长模型添加技术转移路径这一新的变量，即“内生化”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中间资本品的机制（Jones, 1998）。另一种流行的方法是通过政治—经济模型，试图找出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不同于前一波的增长模型，这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关注重点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而在于制度和治理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1; Glaeser and Shleifer, 2002）。经济文献中还探讨了其他几种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对解释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奥秘只有很少的成果（Helpman, 2004; Barro and Sala-i-Martin, 2003; Jones, 1998）。
[1] 在经济学中，物品通常被认为是具有“竞争性”的，当它被一个消费者消费时，其他人就不能同时消费这一物品。大多数私人物品（食品、衣服）符合这一定义。相反，一个“非竞争性”的物品可以同时被许多其他人使用。典型的例子包括清洁的空气和大多数知识产权这类无形物品。当一个物品被认为具有“排他性”的时候，消费者不付费就不能使用它，而如果是“非排他性”的，消费者则可以这样做。既具有“非竞争性”（多个人能够同时消费该物品，且不会减少它的价值）又具有“非排他性”（一个人不能被阻止消费该商品）的物品被称为公共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