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
建中三年（782年）德宗下令“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建中四年盐每斗370文。
顺宗和宪宗时期每斗250文。
从大历末年至元和年间，换一斗盐所需米量和绢量分别增加了四十多倍和十几倍。其中原因是：安史之乱被平定后，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其他物价大幅度降低，而盐价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两倍左右。
盐价增加使普通民户很难购食，造成食盐供需之间的严重脱节。但人又不可一日无盐。它又不可替代。在巨大的盐利面前，私盐应时而生。面对私盐畅行，官府也报之以严惩，但禁之愈烈，私贩愈多，因为禁的越严厉，盐的成本就越高，盐贩子获利则越高。
在盐价较为合理时期，私盐现象比较少，唐朝政府对违犯规定的处罚也不太重。刘晏任盐铁使时，“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建中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于州县。”私盐泛滥成灾成了一个令朝廷头疼的社会问题。为了有效阻止私盐现象的恶性发展，唐朝政府又制定了更为严酷的法律，对私盐犯罪进行极严厉的惩罚。法越来越残酷，效果却不理想。私盐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官、私斗争愈演愈烈。
作为食盐生产者的“亭户冒法，私鬻不绝”，亭户是社会土私盐的主要提供者。贩私者为了逃避和对抗官府的缉捕，往往“多结群党，并持兵杖劫盗”。一些列入官府盐籍，资金雄厚、世代贩鬻官盐的合法盐商，为了获取暴利，也常常扯着贩卖官盐的幌子夹带贩卖私盐。更有一些加入到贩私行列，恃势“私贩茶盐”，使食盐贩私活动更加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