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六韬》中还详细论述了军队建设，以及军略运用。对于军略的运用《六韬》重点强调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战国时期是自周朝以来以此战术，战法的巨大变革，车战和来自周朝之前的贵族式征战已经不适合战国这个人心丧乱的年代。春秋之时的宋襄公由于面对比宋军庞大得多的楚军，依然恪守规矩被人骂作“蠢材”千年，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宋襄公既然是“蠢材”，为何“春秋五霸”中却有宋襄公的一席之地。那是因为宋襄公恪守道义的行为被当时的人所敬重。但是到战国的时候，“仁义”“道德”被放在一旁，没有什么束缚着国家的战争，国家的战争只有胜利，胜利，胜利！秦国以及后世的项羽坑杀降卒，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举动，不会被人们指责，至于后世那些关于白起，项羽“暴虐”的道德评价也只能是对千百年前战争的一个无关痛痒的解说。
